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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溝通，又該如何溝通？《原則》一劇藉新校長上任所掀起的學園風波，探討「溝通」。校長、老師和學生三方在香港大會堂劇院上演校園風波。看畢全場，佩服演員能記著一頁頁爭論的台詞，又盡力去「推銷」自己所相信的一套觀念。我深深感受到他們希望贏得其他角色及觀眾的認同與支持。然而，當他們如此盡力地「推銷」自己的理念，其他人的不為所動和執念，令說話的一方陷於巨大的無力中。情況就像，你著緊地、興奮地向上司提出一個你不眠不休想出來新的計劃，卻換來冷冷的一句：「公司冇錢，放低先。」般失落。這樣的無力，出現在《原則》。本文試從編碼／解碼理論理解《原則》中的溝通模式，剖析溝通之難與無力。
傳播學者斯圖亞特．霍爾（Stuart Hall）提出編碼／解碼理論，以電視廣播作為例，指出傳播是把自己的思想，以不同的載體（文字、影像、聲音、身體語言等）編碼，發展成一個有意思的訊息，讓接收者解讀。編碼／解碼理論描述訊息傳播的單向過程，筆者理解溝通為來來回回的編碼和解碼過程，目的是為達至互相理解，尋找共識。很大某程度上，戲中沒有出現溝通，大部分時候只有解碼。
霍爾關注知識框架、生產關係和技術基建，也即外在的環境、權力關係、地位如何影響傳播的效果。在《原則》，學校的架構成為溝通的阻礙。因著辦學團體、校長，老師與學生，四者存在著不平等，甚至宰制關係，溝通的空間相當小。辦學團體毋須與學生溝通，就可以執行換新校長的命令，而校長也毋須諮詢學生，就可以制定「學生在操場上進行球類活動時，要換運動服」的校規。在這樣的架構下，溝通變得可有可無，剩下的就只有解碼，以及解碼伴隨的情感，諸如憤怒與不解。
無力是全台戲最突出的情感。無力感體現於副校長陳賢、訓導主任蔡霖因無法改變校長和辦學團體的教育方針而黯然辭職。學生如是，在陳副校離職塵埃落定時，學生會會長傅佩晴在風紀隊長梁健博面前流下無力的淚，說：「我突然覺得我哋好似一個羽毛球。」話中吐露的是因無力反抗而任成年人宰制的失落。從新校長凌芷空降學校的一刻開始，溝通已經不存在。憑著不平等的權力地位，新校長想要把副校長調到友校，以及要求副校長改裝正裝上學的說法，本身就帶有脅迫意味。副校長也自嘲地說，他沒有上過大學，所以校長之位屬於擁有「教育博士」的新校長。這些例子說明沒有地位，就沒有話語權，印證了霍爾言論：溝通是受社會經濟地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影響。
戲中盡是失效的溝通。作為觀眾，我看到五人的堅持，卻看不到有效的溝通。其實，他們都只在各自的框框下，堅持己見，自說自話。燈從高處投射到地上的正方框，除了用於區隔出舞台空間以外，彷彿也象徵各人的思考框框 —— 各自困在自己的思維中。哪怕演員走動到何處，框框依舊存在。服裝上，校長所穿的白底黑線格仔西裝褸，也透露出其黑白分明，受制於「框框」之狀。凌芷的擇善固執、高姿態，令對話變得困難。此外，她經常間接提出自己的立場，「拋書包」後要學生、老師自行參透其意，又以反問迴避問題。
她這樣高語境（high contextuality）的對話令溝通令解碼變得困難。語境文化這一概念由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Edward T. Hall）提出。在高語境文化中，說話的一方往往不言明，聆聽的一方要高度依賴交流時環境或對方的背景來解讀對方的真正心意。相反，在低語境文化中，說話的一方會明確地傳達詞意。當副校長從台右走出來，問新校長可否商談時，新校長的回應是「你好似冇 make appointment 喎。」凌芷沒有直接拒絕對話，而是隱晦地以沒有「預約」為由拒絕。這些「不明言」，塑造了新校長的「高深」。對方要理解新校長，就要自行摸索新校長的思路，跟著她的思路繞一個圈。風紀隊長花時間看畢「正義：一場思辨之旅」，就正是因為新校長的「高深」。個人認為新校長的談吐因「高深」而變得略為生硬。如果我是學生，恐怕沒有能耐理解她的想法了。
其他角色也未見得懂溝通。學生會會長對新校長的敵視與不開放，同樣防礙溝通。她曾直言與新校長對話是一種懲罰。而副校長的柔弱，令他無法據理力爭。他似乎以和諧為原則，不樂見師生關係破裂及學生罷課，於是在聽證會上引咎辭職，這與他一開初堅拒辭職，希望為學生爭最自由的心有所背離。其原則（為學生創造自由），會因為更重要的原則（希望和諧），而被捨棄。柔弱，成為溝通的障礙。在聽證會上，他要請大家就他的去留表態，觀眾們被邀請成為戲劇的一部分，以為可以改變劇情。可惜，原來在投票前，副校長已做了決定。我們的票，其實是「白投」。同樣，訓導主任在無力改變校方的決定後決然辭職。他們的離去帶來和諧，但沒有為學校帶來改變。最後，風紀隊長在整個過程都比較抽離。這些情況都無助於尋找共識，反而令溝通相當困難。戲劇提示我們，帶著自己的固執討論種種，結果只是徒勞無功。
每個人都有各自的知識框架、生產關係、個人經歷、文化背景，因此每個人對於同一個訊息都有不同的理解和詮釋。霍爾也提出三種的解讀類型，分別是「優勢解讀」、「商議解讀」與「對抗解讀」。在《原則》可以看到這三種的解讀類型。就以辦學團體藉新校長達到改變學校教育方針為例，新校長以「優勢解讀」，全盤認同提升學生成績以提升學生競爭力之說。而副校長則以「商議解讀」，他理解讀大學的必要（他自嘲沒有讀大學，而不能坐上校長之位），但同時珍惜學校「讀得，做得，玩得」之教學理念，而學生會會長就是「對抗解讀」的例子，認為相關的新校規是無理，更發動罷課。罷課正正是溝通失效的結果。當高牆無法被撼動，溝通失效帶來激進的反抗。反抗最後失敗，但卻做到呈現多元思想之用。現實中，會有更多元的意見，我們可以做的是理解。就如副校長不認同訓導主任以辭職威脅新校長留低自己的做法，但他同時說：「不過可以理解。」這大概就是溝通的起點。
話劇最終沒有交待學生是否要穿運動服才可以進行球類活動，整部戲由開始到結尾，好像沒有推進過，也沒有出現三贏的理想結局。衝突為戲劇帶來張力，但這張力到最後沒有得到完全的紓解。學校、老師、學生忙於編碼和解讀各方的心意，然後反擊、反應，沒有尋找各方的共通點，傳播學者斯圖亞特．霍爾的溝通模型因此只停於編碼至解碼。溝通也許沒有在《原則》發生過，但我們可以觀察到人類學家愛德華．霍爾提出的三種解讀類型。導演把這個「溝通」的過程呈上舞台，讓觀眾看見溝通的困難與無力。或許如此，我們更懂得放下「原則」，投入溝通。放於今日對話盡失的時代，這部戲讓我們反思，到底我們只在解碼，還是在溝通。
（原載於2018年12月24日《*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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