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起

入讀香港演藝學院之先，我曾於香港中文大學修讀社會學。可能正是這個原因，我一直希望能把社會學的視野帶進我的創作之中。直到上了「西九文化區」主辦的「舞台製作的劇場構作——劇場與社會政治」工作坊（編按：工作坊於2018年10月初進行）之中，劇場構作Stefan Bläske分享了他與瑞士劇場導演Milo Rau的合作。在Milo Rau的作品中我們總能夠看到他以各種不同的藝術手法來介入現實政治，我認為絕對值得讓香港創作人們借鏡。本文嘗試從三個角度，包括作品、策略、觀眾，來淺述Milo Rau的政治藝術實踐，並嘗試與香港的狀況作比較，看看面對動盪的時代，香港劇場工作者可以如何自處。

作品？行動！

今年的金馬獎頒獎禮上其中一個重要事件，就是台灣紀錄片導演傅榆在台上的一句話，引起了內地當局的不滿，更有內地藝人直指「藝術歸藝術，政治歸政治」，意即藝人不應如此高調地談論政治，或是更準確來說不應該說不配合「主旋律」的政治言論。究竟政治與藝術的界線要如何劃分？或究竟是否需要劃分又是否能劃分呢？

社會上仍有人深信「藝術不應去干預政治」，但問題是「政治卻總是會來干預藝術」。藝術家要能自由地表達，先決條件是他要有表達的自由，在滿滿的「自我審查」之下，創作人又如何能暢所欲言呢？

劇場人創作一個演出，究竟是把其視為一個純粹的作品，或是一次社會行動，這會大大影響了作品對社會的影響力。在Milo Rau的《莫斯科審判》（The Moscow Trials）及《剛果審判》（The Congo Tribunal）中，他製作的不只是一個演出，而是借用了審判的形式，邀請了真人上台作供，為那個地區的舊案重審。在《剛果審判》之中，由於當地的法律並未能有效制裁一些貪官的惡行，他們便結合了國際法及當地的法律，務求找出事件背後的責任誰屬。這些「審判」當然沒有實際的法律效力，卻能讓不同派別的人提供一個對話的機會，亦為未來的社會改革鋪路。而 Milo Rau 自身也不是不需要面對風險的，例如在《莫斯科審判》之後，他便一再被拒進入俄羅斯。

從這兩個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劇場其實也可以直面介入社會事務之中，方法便是引起對話。相較於香港的一些政治劇場作品卻未能真正發揮作用，因為他們被鎖了在「同溫層」之中，傳不到去不同政見的人面前。同政見的人來看以知的事，未能啟蒙他們更多；不同政見的人可能一開始便不會進場。

Milo Rau

求生存？行動策略！

要讓作品能夠更有效的對社會發揮影響力，我們需要更多的創意與嘗試。回顧Milo Rau的創作團隊，他往往需要大量的人員協作，從創作起便把作品與整個社會脈絡構連起來，這都有賴「劇場的劇場構作」（the dramaturgy of theater）。

以《The Last Days of the Ceauşescu》為例，Milo Rau嘗試「再現歷史」（Reenacting History），藉著大量的訪探及資料搜集，在舞台上重現了羅馬尼亞獨裁者尼古拉．壽西斯古 （Nicolae Ceauşescu） 臨終時被軍事法庭審判的情況。由於太過像真，如果在 Google 搜尋「Ceausescus」，便會發現演出的劇照混集了在真實的歷史圖片之中。可想像這個演出動用了龐大的資料搜集團隊才能成事，Milo Rau 所創立的藝術團體「國際政治謀殺學院」（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Political Murder, IIPM）絕對功不可沒。

除了再現歷史外，Milo Rau更把作品延伸到「說故事」與「自傳」之中，例如2014至2016年的「歐洲三部曲」（The Europe Trilogy），當中包含了《The Civil Wars》、 《The Dark Age》 及《Empire》，他們從選角開始便著意找來不同國籍的演員，就著某些特定題目說說自己的親身經歷，再由Milo Rau從新編輯成一個劇場作品。再一次在形式上介入社會，當政治現實限制了歷史的「大論述」（grand-narrative），不可靠的記憶與個人故事卻正好提供不同的角度讓觀眾切入去認識同一件事。

在 Milo Rau的另一部作品《Compassion. The History of Machine Gun》之中，從選角、劇本結構、空間運用等等元素進一步提醒觀眾眼前的重現是經過了加工的過程，並非全然真實，而在形式上更能表現出現實中白人與黑人的不對等話語權。

這又回到了第一個部分的討論之中，其實劇場創作也可以介入現實政治，問題是如何去執行。從建構的過程之中，因為創作定必然牽涉人，而每個人本身又脫離不了既有的社會／政治／歷史脈絡，我們反而更能利用來建構作品外延到社會的不同層次。近年香港越來越多的「環境劇場」及「紀錄劇場」作品，又或是邀請「素人」演員到台上表演，亦都是對於傳統鏡框式舞台上作品與現實的分割的反思。

觀眾？見證人與行動者！

一個劇場作品當然包含了「觀」與「演」的兩個部分，如何看待觀眾，也當然會大大地影響作品的形式。從「再演歷史」，Milo Rau更想建築未來，從他所策劃的《剛果審判》、《General Assembly》及《The European Republic》便可看出他對於社會發展的宏願。如第一部分所言，《剛果審判》引用了暫未見於南非的法律來為觀眾提供一個未來改革的願境，IIPM更把演出的紀錄片製成DVD於當地大量發放，讓更多人可以一起認識這個願景。《General Assembly》與《The European Republic》 更是要提供平台予參與者們，一起討論世界的未來發展。

近年香港亦出現了不少「浸入式劇場」（immersive theatre） 的作品，模糊了劇場的幻覺與現實，邀請觀眾參與其中，並讓作品在演出後繼續向外延伸，發揮影響力。以我剛剛與「聲音掏腰包」（Soundpocket）為新視野藝術節創作的《聲音漫步　聲說未來》為例，我們把真實的葵青區歷史與中葵涌公園結合，邀請觀眾成為重建計劃的一員，共同考察一條虛構出來的隱世村莊，並最後相討重建的安排。這也是希望把焦點放在觀眾經驗的嘗試，希望他們能把「劇場」裡經驗到的帶到真實生活之中。

結語

在香港，當政治對於生活無孔不入的時候，劇場更需要找到自己的立腳點，為觀眾製造一個想像的空間，在裡面可以回顧，也可以展望，讓對於現實失望的人不致絕望，甚或是為未來提供一個試驗的空間——我們其實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

作者簡介：香港土生土長劇場導演，曾在中大受社會學荼毒，近來愛好研究劇場構作。

照片為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