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號 表演藝術遺產之整存與應用    文章類別
【藝評空間】
淺談〈建豐二年〉的兩點——搬演的困難及其取捨之間
文:黎曜銘

(一)從原著小說說起……

 

〈建豐二年〉是陳冠中於2015年出版的小說。小說假設中國國民黨在第二次國共內戰中勝出,以故事推演如果中國由國民黨統治下可能發生的情況。

 

原著小說趣味盎然,珠玉在前,那麼,在前進進牛棚劇場演出、由甄拔濤改編及導演的〈建豐二年〉到底能否保持原著的趣味之餘,同時滲入個人的創作意圖?這實在值得令人探討。

 

 

(二)搬演之困難:王侯百姓興衰百年咫尺之間

 

筆者認為要改編〈建豐二年〉,並把它搬演,是一件極其困難的挑戰。困難有三。其一,小說涉及的地方甚多,天南地北,由香港、廣州、南京,到東海、上海、奉化、拉薩,幅員遼闊,而且時間跨度亦具幾十年之久。其二,故事涉及的人物眾多。小說提及的姓名可達數百,真正參與主線的人物亦可能高達幾十。其三,小說提及種種的背景及政治事件皆有其根據,如果觀眾對中國近代史的認識不深,便會覺得較難消化和沉悶。

 

雖然創作團隊只有十六張桌子以及六位演員,但是他們運用了不同的手法嘗試克服改編的難度,而筆者認為極其成功。

 

首先,在〈序章〉中,文人聚首美麗台客情食堂一段情節之後,甄拔濤加插了一段頗具「間離效果」的處理。六位演員一同進場,一同主動向觀眾打招呼,先行向觀眾介紹自己將會飾演的角色。此處理頓時把本來看似現實主義、於實境中搬演故事的氛圍,加入了一種劇場性,表明只是一場演出。這裡不是美麗台客情食堂,而是一個切切實實的劇場,一個容許幻想力騁馳的空間,為全劇定調。

 

在這種調子下,演員一舉傘便是雨,前一步便踏進香港,後一步便是廣州,一切的處理便變成理所當然。例如第四場〈平旺〉一段,平旺坐在圓桌前與外國學者對話,便是處於拉薩;但是燈光一轉,平旺走到台前蹲下,便轉眼到了多年前的南京大牢。就是這種處理,成功解決原著幅員廣大,時間跳躍的困難。當然,演員精湛的演出亦是功不可沒,特別是飾演立人將軍的朱柏康,坐在椅上便是老年被軟禁的階下之囚,站起走兩步便成為權傾朝野的壯年將軍,轉換之間自然流暢,賞心悅目。

 

其次,創作人將作品改為以個人為單位,主力呈現主要角色起跌得失的故事,而對其他角色及其旁枝作出刪減或淡化。把原著借人物推演政治、生活狀況的故事,變成真真正正以人為本的故事。例如第四場〈平旺〉一段,原著有十多頁論述有關少數民族與國民黨的政治拉鋸,創作人全都捨棄,反而將原著只有幾句關於平旺被困南京大牢時的經歷大書特書。這種處理手法的好處是,讓觀眾弄清追看的對象,縱使不了解當中的政局,只要捉緊主要角色的發展,便能輕易進入故事之中。

 

其三,創作人保留了原著多變的敍事策略。劇作的結構基本上是每一幕都由一個主要角色來陳述自身的故事,這種結構不斷重複,難免會造成一種審美疲勞。而創作人保留了原著多變的敍事策略,便能從重複之中翻出一點變化,例如第一場〈東蓀〉,基本上以順敍為主,敍述東蓀因政局南下香港,居住於調景嶺以教書寫文維生的故事;在第二場〈立人〉,以現在與過去交錯拼貼來敍事,立人時而變回被軟禁的老人,時而回憶過去種種;在第四場〈平旺〉,則以倒敍為主,由剛被釋放的平旺接受外學學者訪問為始,倒敍昔日為共產主義奔走的往事;而第五場〈麥師奶與麥阿斗〉,則以先倒敍而後順敍的方式來敍事,由麥師奶與長大了的麥阿斗一同看電視為始,倒敍麥阿斗的出生與成長,然後由回到時間的原點,順敍記述麥阿斗如何在影視界開始受到賞識。

 

(三)取捨之間:探索創作人的創作用心

 

創者人甄拔濤曾於訪問中說過,今次的改編受到兩位劇作家的處理手法影響。一位是改篇村上春樹《海邊的卡夫卡》的蜷川幸雄,另一位是改篇美籍俄裔小說家艾茵.蘭德《源泉》的伊沃.凡.霍夫(Ivo van Hove),他在兩位劇作家身上領悟到:「只需要在文本作出加減,加上劇場處理,就可以帶來不同的效果。同樣地,我在《建豐二年》也保留了原作者問的問題,但我想更深入去問。」

 

所以筆者只要探索一下創作人對原著所加所減之處,便足見其創作的重點。

 

原著基本上分為九個部分,分別是〈終局的開局〉、〈東蓀〉、〈立人〉、〈建豐〉、〈浩雲〉、〈平旺〉、〈樹森與歐梵〉、〈麥師奶與麥阿斗〉以及〈開局的終局〉。而創作人根據原著的結構來創作,不過特別刪除了兩大部分:〈建豐〉與〈樹森與歐梵〉。〈建豐〉的部分主要論述建豐作為一個當權者如何成長、如何掌權,又如何管治國家。而〈樹森與歐梵〉的部分主要論述樹森與歐梵對中國文學發展的論述及想像。相反,其餘被保留的部分,當中的共通點是在某一極權統治下,人民如何生活及遭難。羅列出以上的取捨,可以看出,創作人的重點一直都放於人民那一邊。

 

而筆者認為創作人敍述的,雖然是虛構的、遍及大江南北的故事,但是念茲在茲的,仍然是香港人的處境。創作人在劇中透過平旺之口,提出一句句深切的問題:「西藏」應該何去何從?「西藏」是否不夠人才?與中央應該以甚麼形式共存?底線到底在哪裡?一國兩制又是否真的能夠維持?

 

然而,筆者認為,創作人的看法仍是樂觀的。創作人雖然大手刪除了〈建豐〉這一部分,但是〈開局的終局〉繼續讓當權者建豐出場,借建豐之口質問當權者如何向歷史交代,亦同時描述建豐的繼任人荒淫任性,國家政權無以為繼的困局。相反,一生遭遇劫難的人民全都得到較為樂觀的結局,例如東蓀先生雖然身故,但是他的書與思想卻在民間流傳;立人將軍雖然仍被軟禁,但是卻自得其樂,與當權者鬥長命;麥阿斗在際遇之下,成為節目主持,深受歡迎。

 

在這種對比之下,創作人似乎說到最後,仍為觀眾帶出一種冀望:歷史走到最後,仍然是站在人民的一邊。筆者相信,這正正是每一個人的冀望,每一個香港人的冀望。

 

作者簡介:「新戲匠」劇評培訓計劃學員

 

照片拍攝:Ka L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