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炳釗的新作《對倒．時光》的敘事結構充滿智巧，舞台調動也極其流麗，透過對倒香港七十年代的一對偶然相遇但互不相識的男女與當下香港的另一對「港漂vs深漂」男女，來探討時間與空間的辯證。

三重對倒的時空

《對倒．時光》改編自劉以鬯的小說《對倒》。原小說的創作靈感來自兩枚一正一負對倒相連的郵票的意象，而《對倒》的故事則隨着兩個從未真正相會、截然不同的人物的平行敘事徐徐開展。與此相對，在劉以鬯原小說的對倒敘事的基礎上，《對倒．時光》的敘事結構可謂更上一層樓，層層疊疊，精巧無比：1949年因為大陸政權易手而南來香港的淳于白老是緬懷過去，正正跟嚮往西方文化、對未來充滿憧憬的香港土生土長摩登少女阿杏「對倒」。淳于白與阿杏代表的，是正在上升的七十年代香港的兩種時間（意向）性，一個指向過去（淳于白），一個卻指向未來（阿杏），但同樣源生自空間的轉移——淳于白：大陸 – >香港；阿杏：香港 – >（想像中的）西方。這是第一重的對倒。

至於2018年的深漂黃思進與港漂藍丹丹則代表了當下香港的兩種時間性：一個指向過去（黃思進），一個則指向未來（藍丹丹）。同樣地，這兩種時間性也是源生自空間的轉移，但跟上一代的港漂（淳于白）不同，藍丹丹並沒有緬懷過去，她反而跟阿杏相似，陌生的空間為她帶來了對未來的憧憬。至於藍丹丹的對倒黃思進，雖然跟阿杏相似，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但隨著對香港失望並移居深圳，他反而跟淳于白相似，跟當下的空間始終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但不怎樣願意提起過去）。這是第二重的對倒。

明顯地，《對倒．時光》中的第一重對倒又跟第二重對倒構成了第三重的對倒（演出中幾塊對倒鏡子意象強調了這個母題）：1949年，淳于白自大陸南下香港，卻因為老是緬懷過去，永遠無法跟當下的空間構成任何積極的關係，土生土長的阿杏因為沒有過去包袱，加上對西方摩登世界的慾望，反而對未來充滿憧憬；2018年，對香港失望，加上現實條件限制（租金貴），移居深圳的黃思進卻重蹈了當年淳于白的覆轍，跟現實始終保持著若即若離的距離，而藍丹丹則跟當年的阿杏相似，眼睛永遠瞧向未來。創作人最後甚至透過藍丹丹與黃思進把這種角色的對倒關係宣之於口：藍丹丹就是阿杏，而黃思進就是淳于白。但有趣的是，對於避難者（黃思進）來說，昔日的災難現場（大陸），現在竟變成了避難之所；而在香港這片土地上對未來充滿憧憬者，則由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阿杏）變成了南來的港漂（藍丹丹）。這是第三重的對倒。

有趣的是，在第一重對倒中沒有相遇的淳于白與阿杏，終於在第二重對倒中化身（輪廻？）黃思進與藍丹丹相遇了。也可以說，「淳于白／黃思進」（緬懷過去、跟當下保持距離）和「阿杏／藍丹丹」（對未來憧憬）所分別代表兩種時間意向性終於碰上了，回到真正的「當下」。換言之，《對倒．時光》透過多重的空間轉移，達至了某種時間（意向性）的綜合。

重整行動的主體

但《對倒．時光》這樣大費周章，到底所為何事？我覺得，自九七以來，編導陳炳釗在創作上其中一個重要主題，是尋找一種（或多種）能夠對應香港以至全球全新局面的表演形式，這也是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近日著力推動「新文本運動」的思想背景。與此同時，他也用力思索如何重整行動主體的可能（2011年的《十七個可能與不可能發生在2012的戲劇場景》以及2012年的《如果在末日，一個旅人》為其中的表表者），繼續上路。沿着這樣的思想脈絡，我們會發現，《對倒．時光》除了充滿陳炳釗在新文本探索期中所累積下來的種種敘事技巧與實驗手法外，也逐漸浮現了某種還不算很清楚的行動主體意識：淳于白／黃思進不再深䧟於「過去」的泥沼，阿杏／藍丹丹不再忘情於對「未來」的憧憬與狂熱，他／她們所代表的兩種時間意識終於相遇，回到「當下」。

這樣說來，《對倒．時光》中大量對於六、七十年代以至傘後香港風物與狀態的描述，都不過是背景。這也就解釋了為甚麼六七暴動、雨傘運動等片段在《對倒．時光》都只是曇花一現。其實，這種對於現實／歷史實況的省略見於2014年陳炳釗在《十一騷動——1967的短句零章》中有關林彬被燒死的編劇作品。在新文本繁富的敘事技巧下，六七街頭的炸彈爆炸、林彬之死、雨傘運動都被高度抽象化，最後只剩尚待／剛剛誕生的主體。這樣說來，《對倒．時光》也上演了一場現實與戲劇的對倒。至於這是對現實的超越，還是對現實的忘卻，便有待進一步的思索。

前進進戲劇工作坊《對倒．時光》

評論場次：2018年7月28日，下午3時        

地點：前進進牛棚劇場

作者簡介：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專業會員

照片為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