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邵賓納（Schaubühne Berlin）劇團原於上週在中國公演挪威劇作家易卜生（Henrik Ibsen）的劇目《人民公敵》（An Enemy of the People），在北京國家大劇院演出首場後遭到緊急刪減，後來在南京的場次更聲稱技術原因而遭到取消。事實上，一直以來中國對表演藝術也會作出一定審查，單以戲劇為例，戲劇創作人要令作品順利放到舞台，先要將演出文本交給官方單位審核，確保沒有任何政治敏感內容。而公演時，有關單位亦會到場觀看，確保演出與原來獲批的文本內容一致。然而，邵賓納劇院總監接受德國之聲專訪時表明他們受到北京國家大劇院邀請演出《人民公敵》，而事前亦有提供演出錄像，更令人意外的，是一向對嚴密監控表達自由的官方機構為何沒有一早預示演出中會有令政權尷尬的場面，到首演後才急忙作出激烈反應。

要理解這事件的因由，首先我們要去了解《人民公敵》到底是一個怎樣的作品。易卜生創作《人民公敵》前，正因另一個作品《群鬼》中對宗教，傳統家庭觀的挑戰而飽受批判，很多人也視《人民公敵》為易卜生對社會抨擊的回應。故事主角史湯姆醫生^[1]為了揭露將成為社區經濟命脈的溫泉已受污染的真相與政權對抗，社會裡每一個人，連他的朋友、工作伙伴都為了私利而倒戈相向，劇本中第四幕的公審大會，劇作家藉著主角一段長篇大論的獨白，直接而大力地批判社會大眾的愚昧，心甘情願被權力階級操控。

原著劇本對社會無疑存在強烈批判，但它並沒有將矛頭直指向政府／傳媒／商家或是其他團體；史湯姆醫生在公審大會中的獨白其實是自由社會底下生活的大眾。而邵賓納劇院將這部經典改編時，在戲劇構作上也進行了一些處理：例如將史湯姆醫生的年齡設定降低，由經驗艱辛的父親變成年輕，愛好搖滾，態度激進的年輕人；將原著中順從的太太和挑戰權威的女兒合二為一等。這些調動減少劇作中明顯因對立造成的戲劇情景，亦將演出進一步探討個人和群體之間的權力拉鋸和真理的本質。甚至在最具爭議，惹來官方關注的那一幕：醫生的一段獨白被完全改寫，重心放於現代社會模式如何抹殺人的自我，對社會主流價值觀的質疑。如此之下，中國當局的審查人員沒有將劇作理解為反政府的作品，亦不難理解。

事實上，《人民公敵》挑動當局神經的並不是劇本，而是觀眾於劇場裡的參與。這次創作特意於第四幕的公審大會開始時亮起觀眾席燈光，演員走到台下與觀眾一起成為與會者，亦鼓勵觀眾打岔醫生的獨白。於是觀眾不再只被動地觀看台上的事情，他們亦可參與在討論之中。在自由社會，觀眾或許對這種隨意發表意見的戲劇形式並不陌生，亦沒需要藉此提出個人的政治訴求。事實上，筆者觀看演出錄像後，發現觀眾相當投入，成為故事中公審大會的參與市民。然而在言論自由日益收緊的中國，人民恐懼說出真理所需付出的代價而沈默，整個社會也被壓抑在歌舞昇平的主旋律中。在這社會背景下，中國觀眾對為發佈真相而受逼迫的醫生也有額外的個人情感。而當演出打破觀眾和舞台之間的牆，讓觀眾暢所欲言，他們亦禁不住在此表達情感——因為，亦只有在劇場這個空間，他們的想法才能自由地說出來。這樣一來，審查官員或許會理解，即使已確保文本上沒有政治敏感的文字，根據不同的場面處理、演出場地、觀眾，戲劇創作仍有無盡的可能性變得政治化。

作者簡介：劇場評論及戲劇構作碩士，現職藝術行政基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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