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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書」是儒家思想的經典，其中《大學》、《中庸》二書皆來自《禮記》，除了儀式禮制，更是論說內聖外王、修養與立德的儒家核心學理。這次鄧智堅承接兩年前的《論語》，一併寫了兩個劇本，都用前作的人物作故事後續，寫成「學問三部曲」的尾聲。對比《論語》中教室內的公義爭辯，本次兩個作品都較為生活化，無論是《大學之烈火青春》中大學生面對社會環境的生活，又或《中庸之幸福學堂》裡在學前教育中心外等候小孩的母親們的閒聊，故事主題都離不開青春、教育與志向，亦與原書有種特殊的聯繫：《論語》中孔子與學生的辯證對話，《大學》中由修身到平天下的理想，《中庸》則由天道走向理解內在的學習方式，《論語》算是形式的仿傚，後兩者卻是借題發揮，似乎捉不到箇中內涵。
《大學之烈火青春》在「三部曲」中時間跨度最大：由一賢初入大學到畢業，中間經歷過諸多香港社會大事，如魚蛋革命、黨派割蓆、學生領䄂入獄等，亦嘗試帶入若干社會現象，如網紅、催眠占卜、師生戀、網上交友等，尤如時事新聞大集合。這種劇作近來在香港十分流行，但寫得好的少之又少，例如去年藝術節的「香港三部曲」只是側寫社會事態，2015年「香港話劇團」的《維港乾了》則把事件寓言化。《大學之烈火青春》要直寫社會，雖是緊貼時事，但甚少著墨於重要的中港矛盾及政府角色。當然並非要求劇作全面表現社會情況，但在《大學之烈火青春》中，內地生、教席受威脅的問題，以及警民關係等……對角色重要的環節都欠奉，其不全面令主題走偏，失去本來應具的批判意義。
以時事作劇的另一問題是，劇作的起承轉合會容易落入流水帳，為遷就大背景，犠牲了劇情發展及角色的應有空間。雖然《大學之烈火青春》的人物大部分由前作而來，本身具有背景維度，但為令角色落入社會環境，就把他們套入典型人物中，如網紅、勇武學生代表、左派教授、離地警察等等，甚少描繪成長的複雜性，整體人物的轉變不大，只有一賢由激進變成保守的變化，而其心理抉擇的呈現不真實，故角色片面分散，引致劇情較散亂，人物衝突較表面。
但劇情的焦點還是有的，就在於三位中學男生的政治矛盾之上，亦因故事以飯局倒敘的方式呈現，令故事「入肉」而有追看性。可惜結局過長地重複劇情，而化解矛盾方法竟是不談政治，只談風月。這本無問題，但當中一賢妥協地放下政治理想，雖然這可能是寫實的，但當一賢這個變化的理由交代不足，以一套運用政治貫通的社會寫實劇來說，令人失望。
前劇的妥協，似乎是為《中庸之幸福學堂》而鋪路，回到《論語》的獨幕形式，《中庸之幸福學堂》全劇都在學前教育中心的等候室發生，三位望子成龍的母親，由互不相識、隔閡重重到成為好友的過程。本劇一貫地以前作的角色繼續發展，而與《大學之烈火青春》開散式的成長歷程不同，《中庸之幸福學堂》較聰明地以許多偶遇因素建立，三母都與一賢有著（或有過）戀愛關係，而補習社則是《論語》的朱Sir合資開辦，設定本身已經相當有戲，而鄧志堅不刻意把故事戲劇化，一幕幕的劇情盡是瑣事閒聊，順手拈來全不著跡，生活感重之餘又同樣呈現社會現象，例如可由母親之間的言談聽到名校、租樓、教育、兒童鎮定劑等話題，而「妥協」的主題亦慢慢出現，看到母親如何為家庭及子女放棄夢想，相當真切。
作為單部作品，《中庸之幸福學堂》合格有餘，但作為三部曲的尾聲，卻甚有意猶未盡之感，例如在《大學之烈火青春》中建立的衝突，《中庸之幸福學堂》並不多著墨；一賢面對舊情人亦是甚可發揮的情節，而劇本選擇他們不相見；一賢與肥腸的相聚亦只在背景交代；選材相當安全穩陣。雖然劇中穿插一賢與肥腸在中學生時代的相處，但這些回憶片段似乎與劇情甚或主題關係不大，產生不了作用，只為滿足觀眾感受三部曲而存在。結局時朱Sir與一賢重遇，這本身可以相當有戲，尤其是兩人如何面對自己的改變，但劇本以對講《弟子規》作結，似乎「雷聲大雨點小」，留白雖然可以保有開放性，但現在未有把設定充分發揮，情節亦未具發展空間，難以引發觀眾想像，留下的是渺無方向的結尾。
單以劇本評論這兩齣作品，實在是不公平的。鄧智堅身為編導演三棲的全能戲劇人，我們應看他怎樣以各種手法整合劇場表演，尤其是如何嘗試在社會正劇上運用他的喜劇觸覺。《大學之烈火青春》因為其時事性，故此相當克制地運用表現手法，主要只是利用不同的空間並置，例如上下的層級分割，運用窗簾象徵網上匿名者與網紅的虛實分界，使劇情多元不致散亂，至結尾的飯局，才展現喜劇式的雙關語趣味。《中庸之幸福學堂》則完全釋放喜感，除了語言對話、唱校歌、樂器、反串等，用心營造氣氛，加上四位女角各具風格，可算笑中有淚，甚少冷場。但作為系列作，回應青春成長、教育甚至社會的主題，這一收結似乎太過無力。劇本的野心不應停留在反映現實及喜劇小品兩個面向，而可以有更理想或冒險性的方向，如果以傳統戲劇結構來看系列作，現在一賢一班人來到了「轉」，獨欠一「結」。而如果依「四書」來看，大家應該期待鄧智堅編寫「完結篇」：《孟子》吧？
（原載於2018年5月7日《*C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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