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切由日記說起
日記，是一種人們記錄日常、自我對話的文體。很多時，日記的讀者往往只有作者自己，作者往往會透過寫日記來整理自己的思緒，了解自己的感受。而在近代文學當中，最為著名的日記可以說是《安妮日記》。《安妮日記》是安妮‧法克蘭在荷蘭被納粹德軍佔領時書寫的作品。有趣的是，日記的內容全非寫實，部分內容只是安妮自己的幻想，例如日記中經常出現一個叫做安蒂的虛構人物。但是這樣卻無損作品的價值，因為作者能夠靠着寫實與幻想的筆觸，突顯戰爭時人類的生存狀態。
而潘惠森是次的作品《武松日記》亦同此理，創作人正正透過種種看似荒坦不經的情節，例如武松就曾與貓、鷹等動物對話，探討人類的生存狀態。這種幻想的放縱，虛實之間的交替，自我對話的探索，正正是日記的本質，也正正是《武松日記》最引人入勝的地方。
(二) 難以否認的荒坦劇痕跡：人類的狀態與去情節的傾向
潘惠森接受訪問時曾經說過，有評論者把他的作品歸類為荒坦劇，但是他自己卻否定這種說法。但是筆者認為，這些評論者亦不無道理，因為我們可以從潘氏的作品中不時見到荒坦劇的痕跡。
第一，潘氏的作品往往著力於呈現人類生存的狀態。早在1997年的《雞春咁大隻蟑螂兩頭岳》，作者就透過作品探討人類處於卑微卻又夢想飛升的生存狀況。而2001年的《在天台上冥想的蜘蛛》，就透過作品來呈現港人九七之後何去何從的曖昧狀態。今次的作品《武松日記》亦無例外，而是次呈現的是人類無法找尋到自己目標的迷失狀態。
為了更有效地呈現人類生存的狀態，作者在描寫人物方面作了一番去英雄化的功夫。原著《水滸傳》中，武松本為打虎英雄，豪氣干雲，大杯酒大塊肉。但是創作人卻把他改寫做為生活營營役役的普通人，應徵清潔工亦無人聘用的失敗者。就算打虎情節，創作人亦改寫為老虎是誤打誤撞之下自行跌死，與武松無關。這些改動能夠把武松從英雄的高位中拉下來，使他更貼近一般平民百姓，更有利於借他呈現一般人的生存狀態。
有論者認為，《水滸傳》的主題之一是一個「退」字，而筆者認為潘惠森這次改篇的主題則改之為一個「追」字──一種人類對自身價值有所追求的狀態。在作品中，多次交代武松欠缺人生目標，百無聊賴。他知道人生要有所追求，但是卻不知道可以追求些什麼。而創作者在作品中放置了不少目標清晰的人物與之反襯。例如李逵希望當畫家；老闆放棄自己的事業來鑽研燒餅；風水畫師以一生的時間來繪畫一幅畫；貓希望捉到老鼠；甚至連一隻蟾蜍也有其成為藥材的使命。創作者就是以眾人的有所追求，反襯其無所追求，更見武松的迷失。
更悲哀的是，武松內心明白到人生應該要有所追求的。無所追求，人自然心安理得，但有所追求而沒有方向，便更見其苦。在作品之中，創作者沒有花太多筆墨於梁山好漢林沖身上，但是表面上來看，林沖是個無甚追求的人，甘於大杯酒大塊肉，醉生夢死，可以於荒野間像爛泥一般倒頭便睡。就是林沖這樣的無求，進一步襯托武松內心矛盾之苦。
而作品之中，創作者在早段安排三名妓女朗讀武松的日記。筆者念茲在茲的是，為何有此安排？又或者為什麼不一開始就以武松朗誦？當然，當中可能涉及某些技術性的原因，但是筆者認為或許與妓女的生存狀態有所關係。其中有一段，三名妓女朗讀完武松的日記後，討論到有關從良的問題，但是最後卻以「良」在哪裏作結。這不正正與武松有所追求，但是卻不知追求什麼的精神狀態相似嗎？所以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合適的選擇。
第二，潘氏的作品往往有去情節的傾向。在2003年的《龍頭》中，故事講述三個生意人在旅館等待火車的過程，情節簡單得很。在2009年的《人間煙火》中，創作者將原來已經簡單的故事再將之片段化、碎片化，有意減低情節的重要性。而《武松日記》亦有此傾向。
在原著《水滸傳》中，武松這一段情節向來受到讚譽，更被稱為「武十回」。從打虎到殺嫂，段段精彩，扣人心弦，如果重於戲劇效果，確實有大書特書的必要。但是潘氏卻將這精彩的情節作出極急促的交代，彷彿只是純粹為武松上梁山作出一段合理的解釋，由此可見，此作品絕非講求起承轉合的情節追求。創作者反而把大量的筆墨來描述武松上梁山後對生命的反思以及下山追尋李逵的故事。
而下山追尋李逵的故事雖然看似戲劇化，但事實上亦無甚起伏，到處尋尋覓覓，四處奔走，依然一無所獲。而筆者認為，這是因為追尋李逵只是表面的情節，而實質上創作人想寫的，卻是武松尋找入生目標的過程。更值得深思的是，武松雖然最後成功將李逵帶回梁山，但是回到梁山，武松就是否能弄清楚自己想追求的是什麼呢？也許武松與我們，唯有堅持那個乞丐手上那四個字：不要放棄。
其實潘惠森亦在口述歷史計劃的訪談中，承認自己深受荒誕劇名作《等待果陀》的啟發，它的形式、意義及意象或多或少持續影響着潘氏的作品。所以作品或許仍留有荒誕劇的氣味。但客觀點來說，荒誕劇是由於二次大戰時種種殘暴而非理性的惡行以來，創作人透過劇作來表達戰後現代人失落了生存意義，體會到存在之荒謬的生存狀態。但是，這角度而言，潘氏已經比這個主題走得更遠了。所以客觀點來說，筆者認為潘氏是由荒誕劇出發，然後超越荒誕劇。
(三) 一篇面向觀眾的日記
說回《安妮日記》。這本書出版之前，曾對趣味較少和過於私人的部份作出剪裁，亦為了避免保守主義者的不滿，刪掉對性慾過於露骨的表述。由此可見，如果日記的讀者只有自己時，內容可能不顧前文後理，任意妄為；而當讀者是公眾時，便要照顧到公眾的感受。
羅蘭巴特曾經提出「作者已死」的說法，重點是賦予讀者解讀作品的權利，而筆者從另一個方向來看，就是強調讀者的重要。如果作品失去了讀者及觀眾，就會失去其意義。
潘惠森的作品以往予人一種較為艱澀的印象，往往實驗性較強，較為棱角分明。而是次演出，不少人認為這次的作品較為清晰。筆者認為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有一種返樸歸真、「見山仍是山」的況味。當然，完全遷就觀眾，就會近於媚俗；完全漠視觀眾，就會和寡。最好的處理是中庸之道，比觀眾領前一點，帶領觀眾成長。而是次作品，筆者認為正正做到這一點。
而筆者認為美中不足之處在於對社會制度壓迫人類的描寫不夠深入。在香港話劇團《武松日記》的製作特輯當中，潘惠森對古今人類的生存狀態有以下這番見解：「一個社會的形成，慢慢滋生許多制度在其中。這些制度是怪獸來的，它會愈生愈大，愈來愈難以找到一個所謂安身立命、相對地自由地愉快生地生活的空間。」筆者認為這是種見地深刻，可惜的是，從現在的作品來看，當中的刻劃略嫌未夠深刻。
其實這次，潘氏送給我們的，不只是武松的日記，而且我們每一個人的日記。身處香港，我們與武松沒有分別：誰又能真的找到自己的所求？誰又能真正放手追求自己的人生呢？最後，筆者希望以一句《武松日記》內的話白作結：
我們這一代人，彷彿個個身不由己，都有一段辛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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