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的旅遊業宣傳中，經常見到「國際都會」等字眼，部分香港人也以我城的開放、多元文化而自豪。但事實真是這樣嗎？只要在社交媒體逛一圈，不難發現許多人對不同種族、宗教、性傾向仍然充滿敵意。另一方面，面對政治壓迫、高樓價、高工時，我們被教導服從權威追隨主流——畢竟「搵食啫，犯法啊」才是香港的核心價值。

對此，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的同學，透過舉辦「靠邊站藝術節」投下大大的質疑。藝術節涵蓋劇場、電影、畫展、工作坊等活動，當中，座談會「佢地搞邊科？」請來小風、陳偉霖、木子先生這三位在性別認同、生死選擇、職業發展方面被視為「異類」的講者，分享他們的經歷，以及對「（非）主流」的思考。

「他們」的故事

木子先生和許多香港青少年一樣，由呱呱落地一刻，已經被家人規劃好往後幾十年的成長藍圖；直至母親在他十歲時遽然離世，他才發現世上沒有完美劇本。這種體悟，打破了他對常規人生的迷信，然而他選擇在大學二年級退學，成為獨立音樂人，卻基於更現實的理由：「學費太貴了，而且我當時的創作已足夠維生。」對他來說，主流／非主流只代表受眾的人數，而非音樂類型、創作方向或者判斷成果好壞的標準。尤其是，連「非主流」這個標籤也變得商業化之後，獨立音樂、手工市集等本來被視為非主流的創作類型，反過來成為主流消費模式，那我們還有必要在兩者之間劃下界線嗎？

和木子先生一樣，陳偉霖認為主流／非主流是流動、相對的概念。他出生時已經患上黑色素瘤皮膚癌，醫生認定命不久矣，他卻一直活到今天，並致力推動香港社會對死亡的討論。遍佈全身的黑色素瘤，令他被歸類到「非主流」那一邊，甚至被陌生人嘲笑。「但其實每個人都會死，所以這議題是很主流的。當我在二零一二年為自己籌備生前葬禮，殯儀從業員以為我開玩笑，要把我趕走，結果我也用了非常主流的方法——錢——去解決問題，哈哈！」正因為主流／非主流是如此曖昧不清，陳偉霖從不為自己的行動設限，看看做到最後，哪一個人的「主流」比較開心。

有時候，曖昧是個緩衝帶，容許各種價值彼此鬆動。身為女性健美運動員、以男性形象生活、自我認同為「性別酷兒」的小風，卻覺得香港的主流性別框框過於穩固，難有緩衝的餘地。因此，小風刻意選擇「非主流」的位置，用其他角度去思考、挑戰這些框框。「我經歷了漫長的自我追尋，由女同志到跨性別，到更小眾的『性別酷兒』，推動我走下去的，是不想世上沒有這種性別形態的呈現。我的選擇，說不定能令許多青少年知道自己不是最怪的，從而對自己多點理解和接受。」

從「他們」，到「我們」

三位講者的經歷和見聞，多少說明「非主流」群體也不是千人一面，當中包括被社會邊緣化、自我邊緣化、反過來邊緣化社會，又或者各種更混雜流動的處境。同樣地，「我們」這些在學業上、工作上、性別上，以及其他生活方式上更「主流」的人，又是否毫無破綻地演繹著社會分派的劇本？而「主流」的人生鋪排，是否必然通往更快樂的結局？

座談會後半部分，主持人陳澤蕾指出，在她任教的中文大學，近年有不少學生選擇結束生命。她曾就此和學生討論，其中一位學生表示，大家讀書時努力追趕成績，畢業後則要努力追趕生活，在今天已經可以看到未來數十年的刻板人生，「想死也是很正常的事」。

對此，三位講者都認為，他們所謂「非主流」的經歷，展示了世界縱然不美好，但只要願意擴闊對自己、對世界的想像，生命總有其他可能性。於是，座談會由「他們」的故事，連結到「我們」的、眾人的生關死劫，而對每位出席者產生意義。正如C AllStar歌曲〈少數〉的歌詞：「誰也在這一生某段落做過少數／誰都知呼天不應那種冷漠殘酷／誰一個漂亮轉身之後做了多數／又會能待那孤軍更好？」在生命的不同時刻、不同層面、主動或被動，你、我、他都曾經停駐過主流和非主流的位置，而這種流動性，會否令大家對光譜上的其他人多一點同理心、多一點點溫柔和理解？

作者簡介：除了藝評影評，也寫旅遊、德國文化和性別議題。著有《如是我紋：十個紋身港女的自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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