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微涼，在臺北創新實驗中心——設計感强烈的建築物、性別平等洗手間、中廊大開的開放空間——台灣國際劇評人協會（下文簡稱台灣IATC）舉辦了2018年度論壇。這是重整後的台灣IATC舉辦的第一次活動。雖名2018，實際是2017的年度回顧，另搭上幾個專題的研討，密集得很。主辦方更請來香港和澳門的同行者一同作年度回顧和與談討論，算是華語劇場及文化界的一次小聚頭，地域面跨度很廣。我參加了兩天半的全部研討，即便我不熟悉台灣的在地語境和具體的劇場實踐，我卻仍可從他們討論中展現的思維框架、關注焦點及價值取向汲取養分。我在此文會分享我的印象和觀察，作一個簡要梳理和延伸，並抛磚引玉，從台灣IATC所感到的困境和正在做出的嘗試，對照香港語境，做一些注腳。

思辨稠密的台灣式研討

我去年參加了好幾個由劇場界別主辦的論壇，包括澳門劇場文化學會的「藝評與教育」劇場研討會、香港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主辦的「香港劇場與香港歷史」研討會、一條褲劇場主辦的紀錄劇場論壇。我是第一次參加台灣劇場的論壇，而它留給我一個强烈的印象——思辨稠密度非常高：首先是語彙的豐富和運用，無論是專業的文字工作者（發表人除了評論人還有編輯和學者）、創作人，還是藝術行政或管理，他們在報告和討論時所打開的概念面向十分遼闊，並且紮實、生動、凝練，調動不同領域（如政策、研究、理論、歷史）的術語十分靈活。整場研討會下來，若試著量化地去想像，流通在論壇中的思考真是十分可觀。

除卻語彙，論壇形式的安排也令人讚賞，尤其是最後一天的圓桌。其中一節圓桌由小西、王聖閎和郭亮廷討論「評論的在地性」，主持人是陳佾均。陳佾均事先協調三位與談者在郵件通信往返，已有幾個來回的討論，而現場是分成兩輪來展開，第一輪是與談者依次地展述自己的觀點，以具體案例入手，不至於落入空泛抽象，而報告之後是第一輪的互相回應，然後再進入第二輪報告，接續第一輪進一步延伸，再是討論和觀眾提問。這個準備的功夫及與談者的積極配合有助於現場討論時減省不必要的相互解釋、澄清。濃密的思辨和深度推進的討論讓我作爲觀眾深深受益。

焦慮的港澳，本土的台灣

對港澳台劇場的年度回顧分作品篇和現象篇。三地評論人挑選出來討論的作品並非「年度最佳」之意，而是他們相信值得討論的該年作品。即使發表人數有限，也帶有主觀性，但仍多少反映出三地劇壇在2017年的處境，而且被討論的作品剛好囊括三個方面：製作模式、形式與受眾及作品主題。

香港評論人陳國慧討論的作品是「演戲家族」的《一水南天》。演戲家族擅長製作「原創本土音樂劇」，他們刻意地將本次作品定位為圍讀，而非正式的公演，但價錢並不遜於正式演出（票價200元，共演七場）。陳國慧認為此作是劇團試圖跳出「演出模式」的一次嘗試，十分不易，它歷經四年的製作期，可說是在短周期、低重演的香港劇場中值得記下的一筆。

而澳門劇評人Lawrence以參與式劇場為綫，選取討論的作品是澳門英姿舞園及澳門文物大使協會的《遺城詩路——遊園鏡夢》和梳打埠實驗工場的《Off|Site．在場》。兩個作品在Lawrence看來折射了不同樣態的「參與」：一個是跟隨、觀光，不脫窠臼，另一種則是引導、凝視，帶觀眾進入一種與環境相處和互動的新的模式。他很欣賞後者建構出嶄新的眼光觀看被漠視的城市空間。無獨有偶，台南評論人楊美英在回顧作品時所選取的關鍵詞是「遊．移」，同樣選了參與式劇場這個蔚然成風的潮流討論，作品如「明日和合製作所」的《做一頓飯》，在嘉義的飯店邀請觀眾／參加者一起做飯，又如「台南老爺行旅 × 河床劇團」的《開房間計劃—徹夜未眠》凌晨開演，直接到酒店開房，而「曉劇場」的《夏日微涼夜話5：隙》，選取民址，以遊走作綫索。或受條件所限，或有意為之，這些作品撤離傳統的劇院空間，注重沉浸式的體驗，加入互動設計，反思觀演關係。

而另兩個台灣報告人紀慧玲和陳雅萍所選取的作品（分別是《行過洛津》和布拉瑞揚的《無，或就以沉醉爲名》）則充分折射當下台灣表演藝術的「本土性」。《行過洛津》很有爭議，評論界對其褒貶不一，而紀慧玲欣賞它的是成功將原作的敘事方式轉化到舞台上。原作為施叔青寫的同名小說，故事置於鹿港，以一個梨園戲子為主角，歷史考究嚴謹。不過在討論時，有聽眾質疑此戲的改良和革新在哪裡，其對於南管戲這個台灣本土戲曲的處理仍然十分「去政治化」的，仍舊是一次抽空政治意涵和背景的移用，而對於理解歷史又未見一個有突破的角度。紀的回應是比起其他移用南管戲的劇作（大多是片段式、嵌入的，因而處於一個從屬位置），《行過洛津》將南管戲完完整整、獨立地呈現，自成一體，在現代舞台上保留其自足的位置，更貼近「原典」，而這就不失為一次突破。

若說到「去／政治化」，陳雅萍對於《無，或就以沉醉爲名》的分析顯然是非常自覺這一方面。她借用「剝奪理論」，仔細地重新梳理了原住民舞蹈如何被外界定型、利用、消費的歷史，由以往的觀光化到目前的國家化，身體沒有自主性，但布拉瑞揚的作品，便是對此的一個顛覆。陳同時也很清醒，並沒有忽略布拉瑞揚的作品仍被納入當代劇場的框架（至少同樣也是通過售票、劇場演出這一系統），因此當觀眾質疑這種顛覆是否徹底、真的反剝奪的時候，她指出不應把剝奪／反剝奪視作一個絕對的二分。她說，其實經過多年的研究和觀看，她更清楚和誠實地看見的是舞蹈本身對於原住民就是一件自得其樂的事情（即便其中性別位階仍然嚴格），而她對於自己的要求是至少是必須摒除「消費的凝視」，更開放地進入他們，與他們同樂。

共同議題：文化政策、藝術生態、文藝勞動

列舉論壇中報告題目的關鍵詞可得到一個大概印象：移動、移工／新移民、空間、藝術組織、生態。台灣的劇場，就如香港的劇場，放在視野之內的也是全球／在地的經濟／政治議題。我從三地的發表中見到一些共同關注，包括文化政策如何影響生態或如何相互影響、文化管治與藝術文化的發展、文創產業的崛起、文藝從業者的生存處境、藝術文化與公眾的關係及距離。

澳門劇評人莫兆忠指出澳門在2017年有兩件大事，一個是一年換了兩次文化局長，最新一任從旅遊局空降，此前與文化界很少交往，不過社會文化司司長譚俊榮指文化局長「不需要一定文化底」，而文化局會與旅游局密切合作推廣澳門[1]。另一個風波是檢討行政條件制度，規定劇院只可在酒店場所或純商業樓宇經營，這大大影響到在工廈等非正式空間中的表演場地。爭論之後，政府將劇團歸入「非牟利團體」，跟宗教團體類似，不受此限。兩個事件顯然反映官方對於文化及藝術的理解單薄甚至狹隘。香港劇評人小西總結了香港劇壇的三個趨勢：演出量增、場地增加、專業發展。港澳都陷入一種趕製作的浪潮，背後是多就是好、公平便是盡量人人有份的邏輯，小西稱之為「新自由主義年代的跑數遊戲」。在澳門，政策宣導劇的數目增加，已是一個徵兆。而香港，若以2001年公司化的香港話劇團爲例，僅2016／17年度就製作了230場的演出，即每週接近五場。一則是依賴公共資助，審批邏輯主導，而另一則是商業機制運作，必須贏取市場。不過，抵抗的苗頭也在冒出，比如演戲家族的讀劇，或澳門亦有劇團開始有意識地減少製作，比如「足跡」在2016年做了九個作品，2017年只做六個，而「小城實驗劇團」也由七個下降到三個，且兩個是重演。

我很記得一節略有硝烟味的問答環節。該節的議題是「藝術組織與文化生態」，請來基金會、工會及學會的代表作報告。一個聽眾提問：「為本次論壇服務的工作人員有工資嗎？如果沒有，人們豈不是會繼續將這些服務視作理所當然，是不需成本的？」IATC秘書長黃佩蔚回答希望聽眾能夠理解在不同時空環境下的處理有所不同，而她直言自己就是志工經驗的受益者，使她可以低門檻地進入劇場；IATC副理事長吳思鋒繼而解釋說本次論壇沒有使用任何一個非會員的志工，如果放在劇場，一些簡單的工作會委托志工，若一旦涉及專業性，則絕對不用。

同樣在該節，另一個聽眾提問台北藝創工會是否有一個「資方」作爲其對應面，因藝文工作者大多單打獨鬥，沒有長期固定的僱傭關係。工會理事長林文藻回答若以勞資關係為架構，則可以認為「資方」是國家或者文化部。不過，台灣文化政策研究學會理事長劉俊裕則進一步，認為最終面向的始終是公衆。劉的報告條分縷析，涵括學術研究和議政實踐。報告中貫徹的是一個鮮明又貼地的立場：公眾意見最高。決定文化政策的最底一層是專案審議，往上一層是文化部，但在文化部部長上面，必須是公眾，公眾的利益是跨部門、跨黨的。這又令人不禁惆悵地回想起莫兆忠說的，在檢討行政條件制度這個事件上，儘管各方發聲（政府部門、劇團、議員），公眾卻總是隱身。

台灣的優勢，香港的優勢

在論壇的裡裡外外，我感覺得到主辦方強烈的自我期許——把台灣帶出去。他們熱切盼望「在世界發台灣之聲」，台灣要走出去，台灣要拿自己的東西給世界，不應停留於「代工」或者「翻譯」的角色，應取回主動權，讓世界看得見。

這也不難理解，如果說台灣IATC重整的契機是渴求轉變此前的失根狀態[2]。郭亮廷認爲小西那種有意藏去外來理論、用自己語言去寫作的策略很值得討論。他引用班雅明的說法「評論本身可以看作是一種翻譯」，但是，台灣沒有被翻譯，而是一直在當好學生，不斷地去翻譯外來著作及理論。他略帶焦急地反問，台灣呢，台灣有沒有輸出？以台灣三個重要的藝術文化領域來看，當代藝術、流行音樂及電影，當代藝術算是生產論述的量多的，但在國際上仍是不見引用。小西倒是冷靜回應——翻譯本身不是問題，要去學習別人也是常事，問題是你跟你學習對象之間的權力關係。注視權力關係固然是重要的提醒，但我認為這其實難以完全消除這種「焦慮」：首先是「能見度」的問題，其次才是影響力的施展。

因此，回頭再看主辦方選取「評論的在地性」這個圓桌主題實際別有深意。論壇結束之後，小西[3]及王聖閎[4]仍在發表，議題在網絡空間延續、發酵。對於這個題目，我並沒有甚麼更多的思考可以貢獻，只想接續談兩點，第一，台灣知道自己的中文很好嗎？（若我們將語言理解成第一本土性）第二，反觀香港，香港有利用過自己的雙語優勢嗎？

台灣在我看來是華語能力最出衆的華人地區，而台灣評論人的這種對於中文語彙的熟練掌握並持續在伸展、擴張的實踐，疊加上數十年積攢下來的翻譯資本，在華語區域沒有其他地區可出其右。我個人意見是，台灣守住華語世界的陣地便是很好的進攻。反而是香港必須自覺地承擔更大的向外的責任。香港的英殖民地歷史和目前的國際都會位置，面向世界實在便利，但劇場研究不發達，劇場評論也不算興旺，這個落差還沒有得到彌補。宕開一句，在論壇中我發現台灣的劇場人似乎頗為欣賞藝評在香港的位置，舉例是香港藝術發展局（ADC）為例對於藝術範疇所分的十個類別，評論就單獨佔有一席。我想，補充幾個較新的數據，應該不無參考價值：2016年ADC代表換届選舉，在全部5863名登記選民中，「藝術評論」類別下登記的僅有63人，是所有範疇中最低的[5]。在過去五年（2012-17年度）ADC的主導性計劃裡面，僅有一項以評論為主體的主導計劃[6]，若加上行政人員[7]及常規出版資助項目[8]，與評論相關的計劃也只佔資助總額不到百分之一[9]。而以民間申請為主體的計劃資助，「研究／保存／評論」的類別下，評論類別下的項目亦是屈指可數[10]。

再次回到「評論的在地性」，最後借用王聖閎所提出的話語共同體[11]，不僅可用於在藝術創作者與理論工作者之間，在地域之間是否也未嘗不可？倘若將台灣和香港串連起來看的話，兩地憑藉目前的良性交往，是否可以用更大的眼光和野心去建設另一種「地際」的話語共同體？

作者簡介：愛書，愛智慧和藝術，更愛生命本身。

照片為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