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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和朋友聊天，發現我們有一個共同感覺：有些戲，我們有點抗拒去看。
我們漸漸有點抗拒一些看完之後必須皺著眉頭、帶著沉重的步履離開劇場的戲。某次，有個戲我們都知道，但一看到海報的設計──灰暗沉抑的色調、裸露的身體、困惑或質疑的面孔、抽象的概念、迷離的句子──讓我們更加卻步。一説到這點，我們忍不住笑出聲來：原來你也是這樣？！
是的。原來不止我一個是這樣想。
我們繼而討論起來，在海報設計的美學和表面浮現的抗拒底下，有沒有甚麽更深的因由？
由何時開始，劇場工作者把深刻和滿分的沉重綁定在一起了？過去的十年，湧現了更多關懷甚至是干預當下社會現實的劇場嘗試。一方面是社會現實，世界與香港都在經歷著的變化；另一方面，則是劇場本身的變化，尤其是在小劇場。如果我在劇場探討當代的社會和政治議題，因其觸及現實和真實，似乎我必須不苟言笑。如果我探討貧窮、戰爭、難民、恐襲、威權政治，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們的生活，我必須把他們的痛苦、掙扎、絕望打包呈現。若我開玩笑，便是不敬；若我不嚴肅，便是背離我的道德責任。
但，其實，這種想像和態度，會否正正是在苦難外圍的我們才這樣以爲？朋友說得好，再大的苦痛還是有叫人可以寬懷的一刻半刻。若一直處於那樣的鬱結、沉重、低壓槽之中，是叫人活不下去的。
我在想，自許社會責任的劇場人是否不自覺走進了一個誤區？越沉重越教人反思和行動，越壓抑才對得起磨難和傷口，而沒有一絲縫隙容許幾分輕快、甚至幽默。真的如此？
五月，在第二十八屆澳門藝術節看了Bill T. Jones的《致侄子的信》（A Letter to My Nephew），非常喜歡。題材是黑人、青少年幫派、同性戀、愛滋病、毒品、移民，沒有一個不沉重。但Jones的處理，舞者身體展現出來的是多重張力，既有身分掙扎的糾纏、心酸、迷失、憤怒，亦有青春的恣意、天真、叛逆、單純，三次的雙人舞次第打開不同的情感和不同生命階段對人性之理解。Jones把情感的比重、議題的傾斜都拿捏得恰到好處，讓人離場時震懾於人的勇氣與軟弱、美麗和哀愁。
又或者舉個劇場之外的例子：前一陣子去看山口洋次的近作《嫲煩家族2》，老頭子舉重若輕，將老齡化、空巢、孤獨死、經濟衰退等一點都不輕鬆的議題呈現出一種更大的人生幽默和無常，節奏緊湊但同時不疾不徐，在各種陰差陽錯、糊塗百出的情節中靜靜地講一種中年失意老年孤獨的晚景凄涼。
我想，或許是因爲美國黑人和日本民族這兩個群體都曾深深地遭逢劫難。
藝評人Boris Groys在《藝術力》（Art Power）提出，在這個所有立場都有其反駁者的藝術時代，哪一方統治／主導了另一方都不理想，最理想的是取得了一種均衡。
僅僅允許一種表情，將走向一種扁平的美學。從本質上說，搞不好那與藝術工作者本身鄙夷的消費和娛樂是一樣的：都只有一股力——無聊是訴諸於感官歡愉，還是道德情感。試想像一下，若只有「左」的實驗劇場，那究竟是藝術，還是政治？當然，若我們放眼整個劇場，小劇場本身還是對於商業劇場的一個槓桿，但若我們單就作品而言，是否可以寄予更高期望，寄望其本身就是一種均衡的提問？說得具體一點，在探討沉重嚴肅的題材時，多一分寬懷又何妨？寬懷的意思不是說漠視、容忍、麻木，反而，是一種更高的相信和更徹底的原諒。若少了一分寬懷，可能我們永遠維持了敵人，卻到達不了和解。而選擇寬懷，並不等於我不知道，在我由衷地笑出聲的時候，有人在受苦。實際上，寬懷要求著對於人類處境持有一種更深的理解和關切。
（原載於《CulturalMasseur.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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