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
因工作的關係，要搞清楚漢劇在潮州及客家社群的方言、文化及音樂關係，不得不翻閱香港《華僑日報》、《工商日報》及《大公報》等中文老報五、六十年代的剪報。當中關注的重心當然是戲曲及其演出活動， 但有一條1951年《華僑日報》以「漢劇兩名票友在澄海被槍決」為題的新聞，卻不斷浮現眼前。該段新聞於戲曲音樂無關宏旨，但卻有助於理解漢劇在潮汕社群的社會文化地位。亦進一步幫助我們認識到，在中國，以至世界上，方言（或語言）群體所仰慕與喜愛者，並不一定是以其方言演出的戲曲。
就以意大利歌劇為例，其於十八、十九世紀盛行之時，巴黎歌劇院及遠至莫斯科的歌劇院，亦是演意大利歌劇為主的。意大利名作曲家如普契尼（1858 - 1924）、威爾第（1813 - 1901）等創作意大利歌劇不在話下，但德奧語系的大作曲家莫扎特（1756 - 1791）亦同時以意大利歌劇及德國歌劇（Singspiel） 見聞於世，可見母語並非作曲家及觀眾取捨歌劇品類的先決條件。中國戲曲亦然，廣東人不一定喜歡或有興趣看粵劇（香港人更甚）。而上海人亦慕京崑，在梅蘭芳當紅的年代，上海人喜歡上海越劇的或許不比愛好京劇的多。
言歸正傳，漢劇唱官話；潮劇唱潮音。哪潮州人跟並非用潮語演唱的漢劇何以拉上關係呢？先從地理說起，潮州、汕頭與客籍的梅縣、大埔毗鄰，而在上世紀初「外江戲」（國內自1956年起稱為「廣東漢劇」）在潮、客兩個方言族群地區同樣流行。由於長期流播於客家人聚居的地方，漢劇雖夾雜了客家語，但其主要的演唱語言仍為中州官話。而漢劇的班主或演員多為大埔或梅縣人，故在二十世紀上半葉，對漢劇是客家地方戲曲的認同或會較強，但亦不完全準確，因為漢劇的主要演唱語言是官話而非客家方言。而用客家話演唱的是1949年後才發展的「客家山歌劇」。可見方言、戲曲與所屬族群關係絕非直接單一，其關係是錯縱複雜的。
另一方面，在二十世紀初到五十年代，潮汕人士，尤其是士紳、較具文化及資產者，皆崇尚漢劇（潮人稱之為「外江戲」），而非潮劇。以下以「漢劇兩名票友在澄海被槍決」為標題的新聞，清晰地反映了上世紀中葉潮州文化精英崇尚漢劇的實況：
「（本報汕頭特訊）蘇南為澄海縣最大鄉村，人口十三萬餘，幅員二十餘里，鄉中余 （、）李 （、）王（、）杜四大家族，田產饒富，人才輩出。澄海此次實施土改。該鄉清算，至為慘烈。鄉紳李慕周，祖為前清名孝廉，遺產甚富，李養尊處優，有別墅「萬（綢？）山房」，為與親友燕游之所。性嗜劇藝，唱漢劇（潮人稱為外江戲）中大花臉，曾聘名伶「烏面文」授藝數年，盡得其技，唱工檯步，最擅勝場，每粉墨登場，一座盡傾。李以劇藝故，[？] 然成為潮汕聞人，月前李繼其兄（棟塵？）為共方逮捕，（棟塵？）先被槍決，李弟卓如，為澄海縣黨部蘇南區黨部書記，卓如有女，曾入山區參加中共工作，自分有此憑藉，不虞意外，但最近亦遭拘禁，前天與其兄同被槍決。
杜之敏，蘇南鄉人，祖遺田產甚富，為中共廳粵省文教廳廳長杜國痒之族弟，平素並無參加社會活動，優游林下，以劇藝自娛，唱漢劇中紅生，歌喉嘹亮，有餘音繞樑之慨，與李慕周合演《英雄會》（、）《雙帶箭》（、）《打龍棚》等劇，相得益彰，尤稱一時瑜亮。潮汕人士，（頗？）能道之。此次被中共指為地主，予以拘捕，日昨竟被槍決。
李（、）杜諸人被殺後，家產全部查封，家屬盡被逐出。兩家男婦老幼，將近百人，露宿餐風，狀極狼狽，雖有至好親友，亦不敢予以接濟，料不久之將來，（當？）皆盡成餓莩矣。」（《華僑日報》1951年7月23日）[1]
利益申報：余並非潮州人。讀上述舊聞之前，從未聞李慕周及杜之敏兩位「被槍決票友」的名字。以上報導，突出二人之財富及名氣，相信亦其致命主因。李、杜兩個家族與當時政權並非全無關係，亦算「朝中有人」，但仍未倖免。
按今日網上資料：「李慕周（1888-1954），澄海縣上鎮竹林村人。澄海戲劇界知名人士。平生酷愛漢劇，拜漢劇科班著名黑净謝文為師（即上文之「烏面文」），專心苦學，歷三年而得其真傳。能演傳統劇目三四十出，尤以《三打王英》、《五台會弟》更是其拿手好戲。其劇作有《楊志賣刀》、《九更夫》等。曾應德國興登堡唱片公司之聘到汕（頭）為其灌片。」（http://mren.bytravel.cn/history/3/limuzhou.html）
其卒年與華僑日報的「被槍決」年份（1951）有出入，是否被槍決亦成疑。至於杜之敏則未有進一步相關資料，僅查得新中國早年廣東省文教廳廳長確有杜國痒其人，即上文杜之敏的族兄。
誠然，1951年的《華僑日報》以中華民國紀元，國府乍失大陸，避走台灣，親台傾右報章對新中國的報導或有誇張失實之處。故《華僑日報》這一段「舊聞」亦需進一步查證。但親友祖輩於五十年代初「土改運動」中因「地主」身份而家破人亡的家史多不勝數，不少家庭於五十年代初逃亡來港的事實，絕不是一兩份「親台反共」報章捏造出來的。當年香港左、中、右報章的報導是百花齊放，其自由度相信今日的香港報章難以冀及。當年報攤，不下三、四十份中文大小報章及雜誌，當然良莠不齊，但豐儉由人，任君選購，應該是香港中文報業的黃金時代。
今日中文報章若有自我審查的話，或許會避忌文化大革命、六四、劉曉波、佔中等課題。五十年代初年的「土改運動」近年亦不見報久矣，大概香港人已遺忘了這段歷史。若非要追溯漢劇的歷史，筆者亦不會關注這段塵封了的舊聞。其詳細情況及死亡人數網上及坊間已有不少論述，不贅。
在大量有關香港漢劇活動的剪報中，唯有這段原被我剔出瀏覽之列的《華僑日報》舊聞在腦海中縈繞不去：兩位漢劇票友，粉墨登場，大唱花臉戲，接著是被清算、批鬥，最後被槍決。戲曲與現實糾纏在一起，台上台下，是被歷史遺忘了？或仍被歷史眷顧著？或許當代人怕對歷史是可以理解的。
這邊廂，左派報紙少不了「蔣匪」、「蔣幫」等「論述」，其中以1956年《新晚報》連載的小說《金陵春夢》（唐人（嚴慶澍）撰）最具代表。那邊廂滿篇「毛酉」、「共匪」在右派報章亦司空見慣。當年中學的中國歷史是獨立成科的，是否必修則視乎各學校的文化傳統，但教授國共内戰及西安事變的應該少之又少。到了七十年代末，相信會討論文化大革命的中國歷史科亦絕無僅有，有者或許是用英文授課的世界史。但香港當年中文報章的兩極化中國論述，十分具歷史意義，應該是中國現代史的一手史料。讀者從報導的行文風格及遣詞用字，不難分辨其左或右的背景。當年在學校學不到的中國歷史，可從各種不同，亦多是相反的論述及爭議中認識，這對獨立思考是十分好的鍛鍊。
可惜的是這種讓香港讀者增進判斷力的報業環境已不復存在了：《爭鳴》雜誌剛與《動向》合刊出版了最後一期，結束了四十年的歷史；《壹週刊》易主不久，作者已人面全非，個人感覺是該雜誌亦很快會消失於市面。這些情況在香港中文紙媒早已不斷發生。同於1925年立報的兩份老牌報紙——《工商日報》與《華僑日報》，前者的主事人何世禮於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草簽後不久即宣告正式停刊；後者多捱了十一年，亦於香港回歸前兩年（1995年）停刊。剩下的《大公報》（1902年立報），在中國報業可謂歷史悠久，蜚聲國際，在抗日戰爭及國共內戰時期曾作出了極大的貢獻，可惜近年在香港慘淡不堪。眾所周知，其出版資金是沒問題的，但在各大廈及大專院校的大堂，每天早上到晚間下班，那一疊贈閱的《大公報》基本上原封不動，更不用說報攤及便利店的門市情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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