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0月
香港中央圖書館十樓藝術資源中心，「藝聲緣：香港—上海雙城唱片記憶」正在展覽（2017年8月30日至11月30日）。主要是藝聲唱片公司出版過的中國音樂唱片，並展出中國政府在唱片出版及其分銷到海外的有關文件。主辦者為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及中國唱片（上海）公司。該批文件在當時屬國家的「絕密檔案」。
當年認知
在英國殖民地年代的香港，新中國相對低調及神秘。「藝聲唱片」是不少人接觸新中國的重要渠道之一。其出品除了留意中國音樂者，相信知道者不多。買過藝聲唱片的，應年過半百。這批中國樂迷，曾通過藝聲唱片的聲音世界去認識及想像中國，同時建構他們的文化身份及各自的聽覺記憶。
當年一般的認知是「藝聲」即中國唱片在香港的「翻版」，主力出售中國內地的器樂、戲曲、民歌、說唱（曲藝）、民間音樂、電影歌曲如〈劉三姐〉、舞劇配樂如〈魚美人〉、管弦樂如〈梁山伯與祝英台〉小提琴協奏曲等唱片及後來的卡式錄音帶。在當時大、中、小學無中國音樂教育的殖民地香港，「藝聲」出版的這些唱片是難得的音樂教育資訊，在香港音樂文化史上應記上一頁[1]。
「藝聲」先後在銅鑼灣高士威道及銀幕街地鋪的門市部，儼如國貨公司的音樂部，文化氣息濃厚。其唱片封套的美工設計具鮮明中國風格，商標用了敦煌飛天樂伎。而其文案沿用港人熟悉的繁體字，曲名及劇名去政治化，塑造了一個政治中立的中國文化品牌。這是藝聲當年能成功打入香港及海外市場的主因。其顧客當然明白到，若非與國內有緊密的文化及商業關係，哪可能「翻版」這麼多的國內樂團、劇團、名演奏家、歌唱家及電影原聲帶錄音? 所以雖用繁體字及形象「中立」，其為中資機構亦不言而喻。
原版中國唱片「鷓鴣飛」（M － 513） 穿中山裝的陸春齡照片（左圖）， 經過香港藝聲的包裝後，成了他煲呔穿西裝的畫像 （右圖）， 淡化了中國大陸的色彩 。（相片提供：香港中央圖書館）
中國唱片出版原上海歌劇舞劇院的舞劇《小刀會》選曲， 藝聲版隱去了原舞劇的名字（與造反及革命有關）， 改以其中的一首樂曲〈弓舞〉為唱片主題， 淡化了大陸色彩（相片提供：香港中央圖書館）
解密檔案所揭示的「歷史」
解密檔案顯示，「香港」藝聲唱片公司成立於1956年，卻非「翻版」公司，而是中國唱片為海外市場另立的一個品牌[2]。通過香港的包裝，把國內專業團體的錄音分銷到海外與新中國尚未有邦交及貿易關係的國家。筆者認為原因有三：一．中國唱片其時已全部簡體字運作，香港及其他海外華人社會仍未能接受。二．其時中國唱片充斥著大量社會主義、無產階級革命及工農兵文藝的流行語及口號。這些政治敏感的東西，多不能進入非共產國家。三．中國於1971年才加入聯合國，這之前不少中國的產品有需要通過香港的包裝，尤其要除去具濃烈政治色彩的曲名，改為中立的話語，並轉身為「香港產品」，方可進入海外市場。藝聲的成立有明顯商業運作上的需要，然其背後的政治因素，當年洞悉者應該不多。而「藝聲唱片」在大陸是不流通的，國內同胞只能買得到「中國唱片」。
這次「藝聲緣」展覽公開揭示了一些中資機構的歷史。藝聲唱片的經銷是國家中僑委於香港及東南亞華僑的文化統戰工作。據來自上海音樂學院的副研究員韓斌在這次展覽的一個講座（8月30日中央圖書館）中披露：「藝聲的前身為『藝林公司』，該公司是港人並不陌生的『華潤集團』旗下的機構，一直承擔著文化方面的事務。藝林公司的歷史可追溯至解放前的『聯合行』（Liow & Co）。在1938年前，『聯合行』是中共香港地下交通站。」這可是國家機密啊！
中國廣播事業局有關藝聲唱片的「絕密文件」（相片提供：香港中央圖書館）
地下交通站者，即不能公開，地面上是商業活動，至於這個地下站交通甚麼，且看下文。港人習以為常、街上隨處見到的「華潤公司」的歷史可不簡單，現今會查看其網頁者或許更多關心其股值及資產，未必會留意到其光榮的革命傳統及歷史。以下撮其相關歷史，聊作課堂相信不會教的「國民教育」吧：
「1938年，廖承志等到香港籌建『八路軍香港辦事處』，秦邦禮（化名楊廉安，是秦邦憲——即『博古』的胞弟）是最早成員之一。1938年秦邦禮受命開辦了『聯合行』（Liow & Co）。秦邦禮家鄉無錫方言裡，『聯合』與『廉安』 發音相近，公司的名字與個人名字相關聯，更像一家私人公司，利於隱蔽。1943年春，楊廉安悄悄回到廣東，改名楊琳，在香港讓聯合行通過公開合法的商業活動，為中國共產黨提供經費。解放前一年（1948），『聯合行』更名為『華潤公司』。第一任總經理為楊琳。華潤之名，取自毛澤東的字『潤之』，寓意『中華潤之』。同時，還有『中華大地，雨露滋潤』之意。」（https://zh.wikipedia.org/wiki/華潤集團）
灣仔港灣道28號灣景中心是華潤集團的物業，港人可能記不起該址曾設有「中國文物展覽館」，1985年還舉辦過「馬王堆漢墓出土文物展覽」呢！港英年代，這些中國文化活動是不容易在香港政府的場地進行的。當時的社會政治環境與今天特區政府要建故宮博物館香港分館的「底氣」是不可同日而語的。
歷史與商業、政治的交錯
「藝聲」在香港的成立，不止於推廣中國音樂。共產政權未得天下之前，已充份把握了中國農民社會與傳統戲曲的密切關係，早於延安時期已開始利用農民的秧歌，改而成為秧歌劇，推行其思想教育。毛澤東著名的〈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早於1942年便發表了，為工、農、兵文藝定了調。著名的《夫妻識字》、《兄妹開荒》是建國前的作品。蘇區文藝經典新歌劇《白毛女》（1943至1946）亦創作於這時期。建國後，1950至1952年推行戲曲改革，以帝王將相、才子佳人為主角的傳統戲曲劇目被禁演，取而代之是歌頌新中國及工、農、兵的新戲。
推行這些穿解放裝的同志或黃土高原農民的新戲，五、六十年代在中國以外如香港及東南亞，星、馬、泰、越南、菲律賓的市場是接受不了的。所以國內這邊廂禁傳統戲，那邊廂出口海外僑胞市場的，卻又是才子佳人的彩色越劇電影《梁山伯與祝英台》（1953年袁雪芬、范瑞娟主演）。1954年該電影在香港上映了173日，入場人次520,505[3]。同年周恩來總理於日内瓦會議放映該片，得到外國友好的讚賞及好評，於是黑白黃梅戲電影《天仙配》於1955年面世。就在這一年，周總理出席印尼「萬隆會議」後作出了指示：「戲曲電影肩負統戰任務」。1956年《天仙配》在港公演 93日，入場人次257,903人，可見當年海外華人對中國戲曲電影的渴求。而香港「藝聲唱片公司」就在這一年成立。上述兩部中國大陸的戲曲電影在海外的空前成功，衍生出香港電影公司投資國語黃梅調電影的熱潮。
六十年代初，國內專業的戲曲團體如潮劇、京劇，上海越劇團紛紛來港演出，掀起熱潮，其相關的戲曲電影亦在香港上映。促使各著名戲曲演員及其電影原聲帶的市場需求大增。藝聲的唱片就是配合海外華僑市場而生產的。商業、音樂、文化及政治交錯、交融得化不開來！
香港是當年中國產品的轉口港，亦是中國的一個窗口。各種各樣的文化、商業及政治活動，均在香港發生。國貨公司賣國貨，正常不過。弔詭之處是，本在意料中之事，當面對眞相之時，還是有點不寒而慄！
[1]至於「藝聲唱片」對早期香港武俠電影的影響，鄭學仁兄已有深入的研究，請參考鄭在國內及香港的有關演講及文章。
[2] 藝聲在香港的歷史，仍有點神秘。已吸納了「藝聲」的機構：香港華文影視有限公司網站對其成立年份的說法是：「1955年成立藝聲唱片公司。」這次展覽亦未說明藝聲淡出香港及海外華人市場的確切年份，相信是約於八十年代，因其歷史任務已完成。至於「藝林」何時及如何變為「藝聲」，已公開的資料及這次「藝聲緣」展覽均無交代，或許仍是國家機密。
[3] 1963年二次在香港公映148日，入場人次92,541（電影播放日子及入場人數，見許敦樂《墾光拓影》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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