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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一直戴著國際傳媒偏頗的有色眼鏡來看非洲，你可能會看到一片貧窮的大陸，充斥著一堆獨裁者、一連串罪惡和疾病，還有了無盡期的戰爭和飢荒。要是這樣，你便會成為尼日利亞作家奇瑪曼達．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e）所說的「單一故事」的受害者。據她的說法，非洲一直以來被外國人士、境外機構以及他們一面倒地製造出來的負面故事剝削。
「故事很重要；要有許多不同的故事，這點非常重要。以前人們用故事來剝奪他人的權利，污衊他人的人格。但故事也可以用來激勵人心，彰顯人性。故事既可摧毀一個人的尊嚴，也可修補受損的尊嚴。」
非洲是一片孕育說故事者的土地，她的故事激勵聽眾行動起來，去豐富個人及社會大眾的生活，以實現上帝所賦予的潛能。從古到今，非洲人主要藉戲劇訴說當地故事，使社會集體得以反省，人民的傷痛得以療癒，民眾的權力得以鞏固。非洲是多元文化蓬勃發展的大陸，因此要了解其獨特之處，最好從與之千絲萬縷的表演藝術入手。世界文化藝術節2017將有五部來自非洲的傑出劇場作品，包括來自南非之作：阿索爾．富加德的《我的聖城麥加之路》、艾瑤．花柏和泰姆比．姆沙利—瓊斯合作的《等待》；來自東非肯尼亞，由西爾維婭．卡西尼編導的《致命對話》；以利．撒林巴的《離／合》來自非洲中東部盧旺達；唐娜．奧貢奈基的《天堂鳥》則來自西非尼日利亞。這些劇目近期在歐洲和非洲各大戲劇節巡迴上演，今次初到亞洲。本文將深入討論這些戲碼和演出。
《我的聖城麥加之路》
阿索爾．富加德的《我的聖城麥加之路》絕對是今次節目中最早誕生也最長壽的劇目。如果你認為他選擇以麥加為劇名，可能顯示他會對靈性追求有所探索，那倒沒有猜錯，只要你心中的「靈性」不是宗教狂熱的代名詞便可。1974年正是南非種族隔離的高峰期，在新貝塞斯達的小村莊卡魯，六十多歲的女主角海倫突然心血來潮，成了一個孤僻的雕塑家。她製作的藝術品，如駱駝、貓頭鷹、大型的反光太陽面孔，還有其他共同朝向東方的古怪雕像，令她備受村民白眼，經常惹來閒言閒語。
富加德的劇本靈感來自南非一位創意橫溢的天才：海倫．尼曼．伊麗莎白．馬丁斯（1897–1976）。人生中接連的不幸打擊，使這位虔誠教徒逐漸淡出教會，遠離村民。為了令平淡居所明亮起來，她激發起埋藏心底的藝術衝動。她用各種明亮的顏色、形狀和光線裝飾室內。當房子內再容納不下她的創作時，她便開始在庭院裡造雕塑。有趣的是，她讓所有雕塑面朝東方，得力於光線和幾何構圖複雜而微妙的組合。時至今日，海倫．馬丁斯的作品仍在她的故居「貓頭鷹之家」展出，是南非新貝塞斯達的著名旅遊景點。
位於新貝塞斯達的「貓頭鷹之家」放滿了海倫．馬丁斯的雕塑
海倫．馬丁斯於成年後孜孜以求抵達的麥加，是一種靈性滿足的精神狀態。海倫於劇中的內心衝突，展現了抉擇和自由之間的矛盾。在朝向靈性自由、邁向麥加的路上，身為藝術家的海倫被她自己的創造力迷住了。
也許，自由仍然是人類不可或缺的憧憬之一，是人們渴望達到的境界，但這似乎已成了可望而不可求，或者已超越了人類的理解和控制。人類本能地按照自己認為適當的方式去行動、說話或思考，更藉此界定一個人或其意識，本文稱後者為自我（selfhood）。另一方面，身分則包含各種特質，藉此區分或確定一個人真正是誰。不論國籍、性別或信仰，人們都渴望在與其生存有關的所有問題上，能無拘無束地作出選擇，像海倫一樣。可是，她發現自己內心受到外在世界的種種規條所壓制，這就是她在劇中面臨激烈心理衝突的癥結所在。
除了四鄰八舍對海倫有所期望外，她還被年輕友人艾爾莎和霸道牧師馬呂斯弄得透不過氣來。他們都想海倫乖乖接受他們認為對她好的建議。馬呂斯是海倫的同代人，也是她以前的牧師，他希望海倫回到教會，並到他教會轄下的老人院接受監護。而對馬呂斯恨之入骨的艾爾莎，則叫海倫反抗馬呂斯的專橫跋扈。直到劇本尾聲，海倫才敢於肯定自己已找到了她的麥加聖地。海倫斥責艾爾莎：「你是誰？」本是劇中最鮮明的角色艾爾莎因此而心煩意亂。此後，海倫對她以前的壓迫者艾爾莎和馬呂斯說話，都語帶威嚴，毫不畏縮。
《致命對話》
西爾維婭．卡西尼的《致命對話》，選擇了綁架與恐怖主義這兩個炙手問題。綁架事件的原因多來自社會、政治、經濟等壓力，但可悲的是，大家只顧竭力懲罰犯案者，而非設法了解他們的真正動機。透過這齣戲，卡西尼呼籲大家反省這種做法，並提議一種可以行之久遠的辦法，就是讓社會大眾與施暴者展開對話，藉此找出是甚麼驅使他們犯案，是甚麼令他們對作奸犯科樂此不疲。
甫開場，兩名冷酷無情的索馬里海盜哈桑和阿布迪，正把剛抓來的人質——英國外交官柏德烈．諾夫——鎖進牢房。劇作家沒有將綁匪描寫成嗜血的恐怖分子，反而讓「犯罪者」和「受害人」展開激烈對話，藉此揭示兩者的本來面目，令觀眾再次注意到長久以來的文化定型、對國家身分的不同看法，或政治和宗教極端主義的不同理據。在對話過程中，「綁匪」和「人質」之間的道德分界很快瓦解。我們看到兩夥視人命如草芥的強盜，各自將其漠視人命的行動，視為對自己國家、民族和人類的愛國之舉。以阿布迪和哈桑為首的一夥，認為暴力是唯一能保護他們的石油、天然氣和鈾礦的選擇，免受其他國家的貪婪剝削和帝國主義的侵略。而柏德烈所代表的另一夥，則由外國資本家組成，背後有強大的帝國主義政府撐腰。
2017年6月，西爾維婭．卡西尼的《致命對話》在南非開普敦演出的其中一幕
帝國主義者的慣用伎倆，就是使人互相猜忌、製造衝突，教唆部落之間開戰，煽動種族滅絕、武裝搶掠及其他形式的恐怖手段，使當地人民陷於貧困，無法妥善運用天然資源為大眾謀福利。這齣戲提出了一個根本問題：兩者之中，誰是真正受害者？劇本嗟歎世道澆漓，人心不古，每個人都在侵犯他人，而真正受害者是那些侵略者的無辜家人，如柏德烈的妻子伊麗莎白及孩子，還有弱勢國家的貧困人民。在這日益增長的角鬥、譴責遊戲當中，他們飽受著肉體和心靈的創傷。
這些由外國人支持卻傷害大多數人民的恐怖活動，令個人的自由空間日益狹隘；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政府也未能有效保護公民，造成全世界越來越多恐怖活動、劫持綁架、仇外情緒、種族滅絕及其他危害人類的暴力罪行。《致命對話》呼籲人們通過積極對話、妥善管治，逐步消除武裝分子和恐怖分子的激進心態，以擺脫惡性循環。
《天堂鳥》
唐娜．奧貢奈基編導的互動演出《天堂鳥》，是以劇場作為治療的一場實驗，希望治癒這個滿目瘡痍的世界。人們積壓內心的鬱結與過去的創傷，或會成為個人、甚至民眾追尋自由的障礙。通過音樂、電影、詩歌和影像，該劇帶觀眾踏上一段心之旅程，藉此解開心結，使人重新發現自我，最終獲得自由。
不熟悉傳統非洲劇場的觀眾可能會覺得《天堂鳥》的劇本只是獨白，缺乏普遍戲劇文本常見的成分：對話、清晰情節、衝突或人物塑造。該劇表現的不是邏輯連貫的劇情，而是採用非洲說唱劇場特有的美學範式，以片段形式訴說故事。該戲之美正在於其主題複雜，而最重要的是能令觀眾積極投入。劇本對人心的透徹分析，有時候難於訴諸理性分析，也無法迎合戲劇理論和批評中的一般區分。但在演出時，看似不明顯的話語、符號和弦外之音，就會一一活現，並隨著其節奏起伏，產生深刻的影響。
《天堂鳥》在拉各斯演出時，觀眾將故事寫在牆上
【照片來源：布迪奧製作（尼日利亞）】
在2017年3月拉各斯國際戲劇節期間，我在自由公園觀賞《天堂鳥》。那裡原是英國殖民時期的監獄，亦是非洲奴隸等待從拉各斯港口橫過大西洋，被運往歐洲的中轉站。觀眾步入其中，如同進入了「歷史走廊」，讓他們回憶自己的過去，然後寫下重要的經歷。作品借助傳統非洲說唱人的戲劇手段、音樂、動作、聲音、默劇、燈光、顏色，還有牆上佈置的標誌圖像和告示，幫助觀眾治療過去的創傷，使之重新振奮，好讓他們在散場之後，更能沉著應對生活上日復一日的困難。
這齣戲顯露了劇場的力量，在於表達出人類思想和精神中難以察覺的特質。在大多數國家憲法所維護的言論自由正處於最低潮之時，這齣戲提出了救治亂世之法。烏干達前獨裁者伊迪．阿敏曾揚言：「大家絕對有自由說話，但說了之後，我可不擔保還有沒有自由。」如同瑜伽一樣，《天堂鳥》帶來一片靜謐，同時引領人們接觸不同文化，其影響力強大且深刻、富娛樂性，能治癒和鼓舞人心。
《等待》和《離／合》
艾瑤．花柏與泰姆比．姆沙利—瓊斯共同編劇的《等待》和以利．撒林巴的《離／合》，既扣人心弦，又令人心碎，同時叫人捧腹，內容更使人大開眼界。劇本分別由非洲最有才華、屢獲殊榮的兩位藝人姆沙利—瓊斯和撒林巴自編自演，內容大部分來自他們的現實生活經歷。誰想要了解殖民主義及後殖民時代遺留人心的壓迫，對傳統非洲社會造成多大破壞，又如何令當地的傳統核心價值逐漸解體，這兩部富創意的製作可說是「非讀／非看不可」。
泰姆比．姆沙利—瓊斯演繹《等待》
面對南非實施種族隔離的可恥政權、對婦女不公不義的壓迫，《等待》促請大家注意今天仍對婦女麻木不仁的各種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對於丈夫的無理取鬧、任性胡為，只能無奈地忍受的女人一生都「在等待」。那些在非洲和其他地方寂寂無名的婦女辛勤工作，努力照顧家庭，維繫社會和諧，但她們的努力很多時都被人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在富加德的戲中，這個主題也見諸三位女性身上：海倫家的傭人卡特里娜要受酒鬼丈夫虐待；艾爾莎因找不到浪漫愛情而正面臨極大社會壓力；如上文所述，海倫則反對宗教和社會壓力。在《等待》中，姆沙利—瓊斯呈現了她在南非成長的經歷，表明女兒最終與母親同一命運，遭受世代循環的壓迫。
以利．撒林巴演繹《離/合》
【照片來源：以利．撒林巴】
《離／合》藉1994年盧旺達種族大屠殺的不幸事件，探討這期間各個家庭的悲慘經驗。劇本呼籲大家關注身分問題，還有彼此嫉妒、互相猜疑、傷害自我、以及源遠流長的種族對立和代代相傳的仇恨故事，如何令社會暴力火上加油。自事件發生二十多年以來，撒林巴及其同代人一直在面對身分危機。全球都在報導這場大屠殺，卻因此製造了一種刻板的印象，重複著一個「單一故事」。每當盧旺達人遇到外國人時，總會碰到以下問題：你屬於大屠殺中哪個種族？胡圖人還是圖西族人？在種族屠殺時，你在場嗎？你是種族滅絕的受害者還是受惠人？這就解釋了為甚麼戲開場時，當艾迪在俱樂部跟一名年輕女士跳舞，女的問他一個簡單問題：「你從哪裡來？」，卻使他的心靈陷入交戰。艾迪要麼據實回答，然後面對隨之而來的連串問題，要麼撒謊隱瞞國籍，好繼續這次社交場合的對話。
《等待》和《離／合》不但感人，更激動人心。兩個創作嘗試通過劇場，讓社會上無權無勢的人能夠發聲。我們活在一個訊息爆炸的世界，卻甚少分享自己的故事，只忙於追求世俗的享樂和財富。人們與電子屏幕和科技玩意互動，多於和其他人交往。在任何社會，要是人們甚少互相關心，當然會引起麻煩。若沒有足夠機會自由分享個人和團體的故事，那些無法紓解的情緒可能會在不適當的時候爆發出來，使人很容易變成顛覆分子、傾向使用暴力。
以上論述旨在突出今次展演的五齣戲作，不僅反映了非洲不同的生活方式，其引人入勝的文化差異和微妙經驗，更表明了這五齣戲的內容各有千秋，卻能互相補足。《我的聖城麥加之路》指出了自由的真正含義（靈性和內心的滿足）；《等待》和《離／合》對壓迫和自我發現的複雜性質提出深入見解；《致命對話》從侵犯者和受害人的雙重角度，探討極端主義和暴力的根本成因；而《天堂鳥》則讓身心受創的加害者和受害人，有機會釋放壓在心頭的苦難故事，在精神上重獲新生（達至麥加之境）。在壓抑的環境下，人人都會成為失敗者，因此希望藉世界文化藝術節2017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這種自我反省和社會癒合的過程。
中譯：徐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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