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法律制度若要恰當地完成其職能，就不僅要力求實現正義，而且還要致力於創造秩序。」[i]司法制度乃保障社會秩序之底線，如其不能保持獨立，社會終將步向失序與衰亡。《好人不義》以一宗傷人訴訟探討有關公義與憐憫的「義利之辨」[ii]，拙文將針對當中的「義」和「利」，審視演出能否引起觀眾全面省思法理之爭，並從舞台設計及導演調度，察看舞台上難以遮蓋的意識型態。
兩種公義的對疊
劇本分為兩部份：牧師張宇向好友律師何昌尋求法律意見，以及張宇對訴訟人陳喜進行探查。後者呈現拾荒老婦陳喜與其丈夫徐福的窮困生活，使張宇心生憐憫，由追求清白變為捨己為人；而前者透過兩人緊湊的辯論，展現種種價值分歧，由起初牧師的求真與律師的功利思考，到他們取得影片後[iii]，律師轉而爭勝，牧師卻希望息事寧人。兩人心態互換得合理順暢，當中矛盾並不止於真相與憐憫，更是具有倫理學深度的價值衝突：牧師追求以人為本的關懷倫理，其公義取決於個人能否得其應得的福祉，他知道陳喜的慘況後，放棄自身名譽，轉而希望老夫妻生活幸福，故選擇和解；律師則追求社會公義，以整體的社會福祉為依歸，希望透過勝訴而成為案例，以杜絕法律漏洞，其終極目的是重建秩序，因為「法律旨在創設一種正義的社會秩序」[iv]。
對話之所以張力十足，不單因為明確的公義對壘，更因兩人在爭辯間互揭私心，兩種公義底下是兩種慾望，令衝突轉入人性的陰暗面：牧師依從神的呼喚求真以行憐憫，律師卻斥責牧師實際上十分自私，因為對欺詐的貧苦老婦放棄訴訟，雖基於其愛人如己的宗教觀念，此行為卻漠視了將來或有更多人受害，只幫助少數人而犠牲社會整體利益，如同本劇原型的彭宇案[v]，終將帶來社會災難。牧師最後雖沒有禁止律師提告陳喜，但其最後選擇實為逃避責任。律師雖然不求回報地幫助朋友，並伸張正義，但牧師指出律師只是為一己名譽而戰，對人們的生活欠缺關懷，甚至認為他離棄上帝，扭曲了人文精神，其理據是犠牲一些人來成就社會福祉，最終只會構成赫胥黎式社會[vi]。劇本既能帶出兩種價值利弊，又相當克制地不偏不倚，亦清晰呈現兩人的行動目的，故單是文本已甚為精彩。
舞台表現的厚此薄彼
《好人不義》的舞台設計甚為巧妙，以兩塊移動板隔，區分成三個主要空間，並以紙皮柱為設計主調。可惜，基於劇本本身屬較克制的觀念對抗戲碼，統一的舞台風格跟劇本內容並不相配，大量以交通燈及裝修噪音等呈現貧民生活的音效，以至尾段基層生活的錄像，指導觀眾思考，令演出必然地偏向社區考慮，破壞了劇本的平衡。
表演整體偏向寫實，尤其是飾演陳喜與徐福的兩位演員文瑞興和吳家良，不論是行動不便或老人痴呆的演出，均令人入信，成功勾起觀眾的憐憫之心，相反律師（尹偉程飾）以對白為主，演員只能適時喝一口威士忌，吸一口煙，表現面對司法制度及牧師（薛海暉飾）執念的無奈[vii]。空間上，陳喜的演出能與寫實的家居完全整合，但律師行只以長桌及白燈簡約地表現，其空間想像不足以讓演員活在其中，觀眾能看見陳喜與徐福每天的生活，卻難以想像律師如何工作，其形象相對平面，大家自然投向貧苦一方。
演出最後把舞台變成展覽場所，由城中基層生活的相片到陳喜家中極盡細緻的展品，能令觀眾倍加關懷貧苦人士，離開劇場後注視城市角落的社區民生，意義非凡。但單就劇場而論，展覽中的社區部分頗多，律師行卻只展示法律守則、其他資料甚缺，令社區與法律的對立失衡。這可視為處理失當，亦可視為左翼意識型態的透現──在階級分層之下，知識份子慣常關注基層，而視小資產階級為抗爭對象，堅守法理的司法人員被視之一般煙酒之徒無異，當公義指向解放貧苦的大多數，卻可能為民粹的失序拉開序幕。
[i]《法理學 — 法哲學及其方法》，博登海默著，華夏出版社（1987），p302。
[ii]「義」代表公正不倚，而「利」代表方便法門。
[iii]故事中何昌從的士司機取得行車記錄器的影片，清晰拍得當天的案發經過，從而得知陳喜的行為及欺詐成份。
[iv]同註[i]
[v]編劇在演後座談時指出，本劇為以彭宇案為藍本。彭宇於2006年扶起老人家卻被告傷人，及後法官指一般常理下，不見彭宇因何要扶老人家去醫院，還要付二百元醫療費，顯示他心虛。彭宇和老人2008年於庭外和解後，構成社會人士有「老人跌倒不要扶」的價值觀，甚至引致驚世的小悅悅事件。
[vi]赫胥黎的名著《美麗新世界》中，未來的倫敦為建立成社會安定的烏托邦，利用科技及制度把所有人民單一化控制，最終成為非人性化的反文明社會。
[vii]筆者所觀賞之場次由尹偉程飾演律師何昌、薛海暉飾牧師張宇；此劇還有另一演員組合，由宋本浩飾演律師何昌、袁富華飾牧師張宇。兩個演員組合的老夫妻角色（陳喜與徐福）則均由文瑞興和吳家良飾演。
（原載於2017年6月《劇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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