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戰後的嬰兒潮帶來了一個世代的人口豐收，但時間不留人，一個轉身嬰兒潮的孩子都紛紛從踏入金齡。人口老化是（各地）政府相當關心的問題，但每當談到「人口老化」，我們常常聽到的討論都是「退休保障」、「醫療」、「安老服務」這些福利範疇的東西，都是要求長者被動接受的，彷彿到達退休之齡，長者就只能等待別人的安置和照顧，失卻主導能力和自主性。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管理碩士課程與文化研究中心三月尾合辦了一連兩天的「社群藝術論壇：藝術老友記」，請來來自本地和多國的長者藝術工作者，分享和交流各自的經驗，提醒我們當人年老時，仍然可以探索屬於自己的藝術，可以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創造者。

長者藝術的「愛」與「礙」

我們大概都有這樣一個共同經驗：到老人中心探訪長者，為他們帶來快餐一般的娛樂與關心。當我們回想這些經驗時，不難記得我們大概都抱著「服務」或「同情」的心態前往。來自台灣研究和推動博物館高齡觀眾的劉婉珍教授便以「愛」與「礙」為題，提醒與會者，我們所謂的「愛」或「同情」心態會對長者的創造力和參與度造成障礙，策展者需要運用的是同理心（empathy），同時把話語權交出來交還給參與的長者。劉教授多番提到變老不是失敗，失去創造力才是，熟年大腦有無限可能，長者的日常生活創造力隨時比年青人更厲害。劉教授用以思考高齡社會中的博物館該如何定位的幾條問題，很值得作為每個辦長者藝術或社群藝術的工作者參考：「博物館可以為長者做甚麼？」、「高齡者可以在博物館做甚麼？」、「高齡者可以為博物館做甚麼？」最後一條問題正好對應上面提到的經驗，作為當頭棒喝，但同時也最容易遭忽視。

長者可以是受助者同時是施助者，他們能夠為其他人做的事可以很多，例如在台灣的博物館，義工有三四成都是長者。在香港也有相似的情況，「藝術在醫院」創辦人鄭嬋琦（Grace）分享她在醫院與長者創作的經驗時，講了一個病人由參加者變成大使的個案。患有精神病的老人從沒有想過自己也可以成為教導／施助者的角色，也未曾接觸過繪畫，但在繪畫慢慢進入生命後，她的想法便遂漸扭轉，不再擔心自己沒有能力畫好一幅畫，後來甚至能教導其他病友繪畫，也不會常常認為自己只是一個病人。當藝術選擇了患病的老人，同時老人也開放缺口讓藝術作為生命的一部分時，便證明了創作為金齡生命帶來意想不到的活力。

從「信義男爵樂團」身上，我們能看到長者自主的不錯示範。樂團中色士風班「男紫漢」的四位團員於論壇上演奏幾曲，以不同音色的色士風吹奏不同的分部，沉穩有致，豪邁而和諧，使與會者更能肯定藝術力量之強大，也示範藝術／音樂為長者帶來的自主性：演出的曲目、合奏的形式、衣著等，都需要團員的高度參與。

文化賦權與社區成長

給予長者在藝術上自主，是眾嘉賓講者一直強調的，也是賦權（empower）長者的一種方法。中英劇團教育及外展經理江倩瑩分享，在文化上賦權長者可以有各方面的好處，對參與者而言，藝術可以為他們培養新興趣，令他們欣賞自身價值，並有助增進家庭關係；對社會而言，則能夠凝聚社區力量，她提到口述歷史劇場的例子，在設計和撰寫劇本的過程中，年輕人會訪問參與計劃的長者，並研習地區歷史，過程中老少能夠交流對社區發展和成長的不同看法，透過深入的傾談和理解，似乎有助慢慢解開世代不和的心結。

賦權還有一個面向，就是尊重他們本來的身份。「埼玉金世代劇團」是以長者為演員的國際知名劇團，由蜷川幸雄創立，劇團監製渡辺弘以蜷川的選角和培訓方法作為例子：蜷川在選角時所看的，不是依靠演技，而是看長者作為生活者，其生命特質有沒有觸動蜷川的地方；當他們成為演員後，蜷川便把他們當作專業的演員來看待和訓練（當然會就實際情況作出調節，例如長者記憶力不好，便要提供一組提台詞的人），要求絕對嚴格。

賦權長者，能夠凝眾社區，也是「銀青乒乓」創辦人俞若玫（Cally）希望達到的。Cally創立銀青乒乓，是因為看到從前牛棚辦藝術活動時，長者即使無所事事在門口走過，也不會走進去看看，「藝術」一詞始終令長者感到隔膜重重，社區、藝術、長者好像統統割裂了。在建立長者與藝術關係的過程中，對社區和社群的思考也十分重要，Cally須不斷想這個社區的計劃要如何走下去？幾時完結呢？參與的主體又是誰？與公眾／觀眾的對話和協作如何深化？社區的美學又在哪兒？能想清楚這一連串的問題相信有助於凝聚社區和策劃更適合社區／社群的藝術模式。

最後，社群藝術絕對不比其他傳統藝術低級，反而是更能和大眾生活接軌的藝術方式，藝術本身就是藝術，不應因為它能提供任何好處或福利替代，才受到重視，這是保羅．馬格拉夫在論壇上多次的提醒，能為兩天的論壇作最好的總結，也願這成為與會者和筆者在策劃和參與社群藝術時最好的提醒。

作者簡介：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字花》編輯，九十後，無法靠文字維生。

照片拍攝：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