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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如「後現代」的濫調一樣，「新文本」一詞自出現後，所包含的當代作品越來越多，由歐陸開始到美國，東亞及華文劇本，地域風格無遠弗屆，亦越來越難以界定。彷彿當代任何不同於佳構劇敍事形式，戲劇內容、藝術美學、空間處理、舞台指示各方面有異於傳統的文本，都會在觀眾的理解下標籤為新文本。當然我們不能因大眾的理解失焦就指新文本毫無意義，事實上在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推動新文本運動以後，新文本的定位與在地發展亦是相當可觀。本文無意對新文本進行界定，但卻想由新文本的觀眾印象說起，去視察今次《卡桑德拉 - 表象終結的世界》在文本改編下的困難及效果。
表象終結的辯證原委
《卡桑德拉》原劇本分五幕，首先表現非洲難民們慘痛的故事，然後是一幕幕難民喪生的教育劇，直至間幕劇回到歐陸人們，譏笑剛才的教育劇。第三幕是頒獎禮上，記者與紀錄片導演及口譯員幾人的角力，間及訪問稿及青年喜鬧，以及記者遇溺的生命獨白。第四幕是導演拍紀錄片的故事，最後一幕是口譯員一段從翻譯，語言到無話可說的自白。還有最後巨靈與珊瑚兩首素材詩作結。原劇本作為新文本可說是無容置疑，無論在其碎片化的故事，去空間的舞台處理，遊離在寫實與詩化的文本，多元不定的敍事方式，都能夠作為新文本的範本，具有新文本的高度詮譯空間，甚至可以說必須由導演選擇去完成文本。
但筆者認為縱然文本零碎流動，並不代表其中的編排是完全任意的。雖不是單一順序故事，但由文本的概念論辯，以至文字脈絡的情感表現，都由劇本結構上築建起承轉合，故劇本次序具備意義：如第一幕足以引起觀眾的憐憫之心，情感上會投向非洲難民，而這種情感在短短的間幕劇中出現懷疑；再而由三位德國人的視角，來重新了解難民之於歐洲人的身份，歐洲視野如何把非洲定型。其中具有種種正反題辯證效果：從難民苦難，希望到絕望的戲劇辯證；從歐陸人憐憫，袖手旁觀到偽善的道德辯證；事件真相，詮釋到最後反詮釋的哲學辯證，這一層面中我們過去經由表象再現意義的途徑已失效，在片段式的資訊中拼合不到完整的圖像，進而在自我吊問之下，發現語言再不能傳遞真理，如同卡桑德拉的預言無人相信一樣，最終連話語亦失去作用。表象終結，人無法經表象了解世界，只能任何世界意志把苦難持續運行；語言終結，任何敍述與行動都失去意義時，一切都徒勞無功，人只能在絕望無助中苟且偷生。
由後災難，後表象到後真相
今次的演出對《卡桑德拉》作出了一定的刪改：把第二段的教育劇放到第四段之後，逆序地演出。同時刪去了間幕劇及最後兩首素材詩作。在這種編排之下，因為觀眾會首先看到歐洲人們的片段，表演重心由非洲難民轉到歐洲人身上，以非洲難民作為正題的結構被解除，在無情感投入之下，觀眾一開始即進入冷靜的思辯對話之中，首先理解到他們的袖手旁觀，偽善的人性，然後到教育劇時，觀眾在種種準備之下，再難投入其苦難中而生憐憫，難以積聚辯證力度進入第五幕的獨白之中。但筆者並非指這種編排是失敗，相反，改編置換了文本的詮釋空間，把重點集中在歐陸中心主義的諷刺當中，而世界主義的災難神話則變成了前者的批判點，故是把原來的種種辯證正反易位，只是這處理是難上加難，因為在失去憐憫下觀眾的過份冷靜，正是所要克服的阻礙，是次演出運用形體與場面調度，甚至仿效古希臘神聖儀式劇場，重新對劇作賦予深層意義。
其中一個處理方式是視點差異：這次表演借用相當有性格的牛棚12號單位，其特色是縱向分開兩個小室，而橫向則是牛棚的白矮牆和飲水溝，觀眾席分開座在台上看全景，又或一旁較舒適的矮座看一半的舞台，這是由觀眾開頭決定自己的位置，即對階級，視野有所想及，之後舞台調度多使演員對立地站在兩邊，有時只聞其聲，而不同電視上播放的影片亦不一致，一邊是歐陸新聞，一邊是非洲的節目，尤其有一部份是即場錄播，但之後發現三台電視有著不同映像，為視野畫面的不同連繫部份真相的舞台，容易令觀眾開頭的冷靜，轉向對自身位置的思考中。而如何處理難民的片段呢？導演的手法是進一步疏離，用零碎的難民物件作為象徵，帶來很多難民的故事，並以抽象形體來表現，動作扭曲繃緊帶悲感，投入慘況而不致煽情；而歐洲人玩樂一幕，演員訕笑地聲演同時以膠袋包裹身體，表現出死亡的意象，兩種狀態卻表現出一個命題：歐洲人的生活是以難民的生死作代價。極有趣味是教育劇一幕，把所有台上的觀眾趕下台，頓時營造出希臘悲劇格局，有著面具演出及歌隊交錯敍事，用以配合「卡桑德拉」的神話意義，把Blessing的故事透過一種傳奇色彩來演繹，令本來的教育劇轉化成儀式性的神話故事，由現代的歐陸視野轉換至古代，而面具化及去人化的處理中，亦把本來災難故事普遍化，不單是個體到整體，更是局部到全球性，拉開了心理距離， 間接地瓦解了災難的意義。
故事取消了小說家的角色，由陳秄沁以演員身份帶大家通過後台，直接對觀眾說及語言的問題，而剛才一些演員則加入觀眾之列，在後台並無安排位置，反而看到剛才用來做現場音效的prepared piano及台架裝置。演出至此，形式與內容達到辯證統一的高度：由剛才神話故事內容的形式化，演出一幕荒誕的希臘悲劇，再到現在反表演形式的內容化，以打破舞台敍事的表象效果，成為一種指向後真相的內容。以反表演來揭示表演背後的虛假，卻不會連繫真實，如同我們不能由剛才的種種形體表演、故事、神話、以至紀錄片中看到非洲難民的真貌，以至我們再不相信任何自稱真相的媒體，從而進入了後真相的場域：不論戲劇，媒體，旅觀見聞，我們都只能得到碎片化的現實，而無法透過任何經驗而得到真相。然而，這種形式與內容的統一具有相當的技術性，這樣技術而風格化的演出，能令觀眾感到精彩豐富，但表演卻留在論辯式的觀念對抗之中，始終難以克服去情感所帶來演出平面，難留下深刻印象及反思。最後演員帶觀眾走出牛棚12號單位，說出最後「關於幸福既野，佢就咁樣，無話可說」，為演出保留最後一絲希望曙光，但這個希望卻可能是一種逃避，為本來已打開的後真相缺口重新封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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