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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文世界的「嚴肅音樂」討論以至教育，經常出現「國民樂派」這個名詞，然後就是一堆據說相關的作曲家名字。可是，他們及據說相關的作品，其風格和技巧卻五花八門、迥乎有別，故謂這些作曲家屬於同一「樂派」，或「音樂的學派或流派」，恐怕只能說是繆種流傳。英文也不怎麼會說他們同屬一個「school of composition」之類；普遍、標準而確切得多的說法是這些作品表現了「musical nationalism」。第二個字就是我們說的「國族主義」或「民族主義」；「國族」包含了「民族」的意思，涵義可能更為豐富，予人更多想像而已。兩個英文字放在一起即「音樂國族主義」，也就是國族主義的態度、思想、思潮或運動於音樂上的表現。
香港藝術節的《世紀．香港》音樂會清楚表現了香港音樂國族主義。動用了樂團、獨唱者、混聲四部合唱團以及兒童合唱團的過百人大型演出，有意識地用上了被視為有代表性的本土音樂元素（如南音和客家山歌）和本土文學（如詩歌、小說和流行曲詞），並以本土歷史為題材，去突顯可與其他地區有所區別的文化特色，而這些當然都是音樂國族主義的典型特徵。港人固然不會無端讀史；這樣做自然是由於類似國難當頭的情況引發了身分認同危機。正如中華民國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遇到種種外交挫折，雲門舞集就有了《薪傳》這個大型表演藝術作品的例子，以尋根和溯源來探討林懷民常問自己的問題：「我是甚麼人？我從哪裡來？」港人或許也會「莊敬自強」地發揮有關身分的想像，問：「我可以是甚麼人？我可以往哪裡去？」
音樂國族主義的特徵當然還包括處於弱勢或被邊緣化的本土語言的使用。此屆香港藝術節的重點作曲家楊納傑克正是這方面的佼佼者：他不僅從捷克語的特性發展出獨一無二的音樂語言，更在捷克斯洛伐克獨立建國後以古教會斯拉夫語入樂，寫成《格拉哥里彌撒》，乃泛斯拉夫主義的代表作。《世紀．香港》中，除了少數官話或英語的例外部分，文本全以廣東話演唱或朗讀。雖然節目中不少部分的文本都只如宣敘調般快速吐出來，而這時旋律性的材料則由器樂負責，但創作團隊對使用廣東話的堅持是毋庸置疑的。
國族主義者也愛講起源神話。波希米亞的例子有曾參與一八四八年布拉格起義的斯美坦拿，他後來的歌劇主角莉布舍（Libuše）就預言了該城的建立。香港缺欠國族起源神話，《世紀．香港》便於其〈序曲〉後用了魏源於開埠初期到此地考察時寫的《香港島觀海市歌》，其題記說諸山「化為雄城，如大都會」。音樂會的場刊就說海市「分明在穿越時間演義著香港百餘年盛衰，詩人有預言之心也」。神話是人造出來的，現在造也不遲。
接著是長一個多小時的、從金文泰到今時今日的香港歷史走馬燈。穿插其中者乃受電車啟發而寫的音樂，共有四段之多，皆引用了歷來提及這交通工具的詩文，以此為統一整部作品的元素。不用多說，電車早已成為最能代表香港的文化符號之一，是「慢活」象徵，是「保育」對象。獨一無二的、祖宗遺留下來的、加強族群身分認同的圖騰，自然就要再四出現，久不久供民眾瞻拜一下。
走馬至二十世紀末，黃耀明登場，唱了〈今天應該很高興〉。流行曲也有在音樂會其他部分出現：《世紀．香港》的作曲家不是以新音樂搭配舊歌詞（如許冠傑的〈半斤八兩〉），就是直接引用數句原曲的歌詞及旋律於較大的音樂結構中（如黃霑的〈這是我家〉）。但現在是流行歌手，以流行曲唱法，從頭至尾唱出整首流行曲；這種流行音樂會中的正常事情在這裡發生，效果難免有點像於歷史紀錄片中加插了一個綜藝環節。尤其是此曲的節奏（包括和聲節奏）悠閑安適，把歷史的推進擱在一旁，甚至彷彿把時間本身都凝住了。有這樣的時空錯配，只因創作團隊決定了黃耀明要出現，而他只會做他慣常做的事。很明顯，如果他不是對近年的某些事情抱有某種立場，他便不會被安排出現。而他的出現，就算不是一個宣言，也起碼成了一個姿態，說明從二零一七年二月看來，於百多年的香港歷史裡，有一些事情被認為重要或特別至一個程度，要使這些事情的代表人物的節目部分得到跟所有其他部分全然不同的處理。作品整體的藝術效果至少就是如此；創作團隊就是容許這樣的事發生了。
時間之輪在黃耀明去後恢復轉動。到了最終的〈跋曲〉，先有祈大衛的詩〈A City Passing〉，說「The city had been dying for a long time」、「And say goodbye to the city you are losing」等等，似乎白了一點。接著是田漢作詞的抗日歌曲〈再會吧，香港！〉，場刊毫不含糊地說它近來已「儼然成為本土社會運動的戰曲」。的確，原曲的歌詞如「別留戀著一時的安康，疏忽了對敵人的提防」，到今天依然是擲地有聲的警語。今天的敵人和今天的淪陷跟當年的不同了，此曲在這裡的新版本改以廣東話演唱也就別具象徵意義。曲子末段響起了鐘聲。這是否類似蕭斯達高維契《第十一交響曲》結尾的劫後警鐘？但這裡的鐘多次奏出的音型，是小調音階的第三個音，後接兩次第一個音，配以兩短一長的節奏：此音型恐怕跟史嘉爾亞賓《第一奏鳴曲》結尾敲響的一模一樣，而那是重複不變的、絕望的喪鐘。
關於音樂如何成功建立族群身分認同，十多個月前的拙文〈美國Tex-Mex音樂──干香港人底事？〉已經談過，這裡不贅。《世紀．香港》嘗試透過本土音樂、文學和語言的使用、神話的創造以及圖騰的展現來建立族群身分，也是首個以香港開埠以來百多年歷史為題材的大型音樂會。流行和地下音樂對時局變化的反應一般較快，而這次的大型「嚴肅音樂」作品得以在香港藝術節這個主流「大台」演出，就更難否認它是香港音樂國族主義的里程碑了。是屆藝術節有個主題，曰「此時此地」；《世紀．香港》音樂會確乎彰顯了近來冒起的本土意識，可說既「合時」又「貼地」。然而，誠如王拓四十年前的文章〈是「現實主義」文學，不是「鄉土文學」〉的標題所示，立足本土之餘，認清及關切現實至為緊要，否則難以改變之。香港人人口中念念有詞謂「生於斯，長於斯」，也只是不能改變的客觀現實罷了；《禮記》說「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方為「善頌善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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