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人劇場」一直努力的方向，是通過不同文學作為藍本，在劇場中展現意象想像。當改編的作品是香港文學，則文學與劇場的關係是必須去處理，例如如何在劇場展現文學性，如何以戲劇手法展現文學內容……雖然這種改編實在是困難的，但同時其可能性甚多，因為文學內容不單是故事情節，更可以是敍事方式、語言特質、風格氛圍、關注的社會問題、文化意識等等，尤其改編香港文學作品時，要在表演中呈現某一時代的香港本土文化，亦相當令人期待 。今次《Bear-Men》亦無例外，這次他們的原始文本是西西 《縫熊志》，經表演後其意義會經詮釋而有所轉化，要指明是原始文本的原因，是因為一來 《縫熊志》本身並非一本小說，不具有任何情節內容，而是西西的製熊日誌，為每一隻熊所代表的歷史身分一一介紹；二來導演譚孔文指明本劇靈感來自《縫熊志》，其內容與文本沒有直接關連，在場刊中表明創作源頭來自著作中〈受傷的月熊〉其中一幅相，導演由這張相，想到老作家在家縫製毛熊的情形，從而想到自己的過去。但既然本劇以《縫熊志》作招徠，作為西西的讀者總想去尋覓兩者的連結，而筆者認為有兩點，一來是作為收藏過去的回憶呈現，二來是以他者言說的敍事角度。
以熊作為象徵的憶舊氛團
作為切入點，先講講原始文本《縫熊志》，本書的毛熊多以中國歷代人物為藍本，而並不單單介紹歷史，而是從不同角色中創造服飾特徵，並記錄如何去縫製這些特徵，從而給予毛熊獨一無二的生命。它們的故事中分別盛載了西西的回憶，而讀者可以透過毛熊及文字記錄，重新進入西西經歷的情感世界中：「談起微型屋，每個人都會回憶起自己小時候的那一棟，充滿感情。在歐美，大概每個人都有一、二隻毛熊，生日時，或者聖誕節時收到。」
《縫熊志》主要以集體創作的方法，透過分享各人的過去經歷來編寫，而出來的劇情卻出乎意料地完整，主要故事內容為回憶童年少年時，與父母同住家中的生活點滴，並表現對病與成長的恐懼及掙扎。然而，這種故事容易落入俗套，尤其以編作劇場方法創作，故事會十分零碎、結構不會精細、劇情亦難以達到一定理念深度，而其好處是富有豐富多樣的素材及真實的生活感。導演看準這一點，而以一個相當現代的方法呈現：舞台分成前後兩部分，前方為充滿白雪花的白色房間，只有一張椅子及一部衣車在旁；而後方充滿各種各樣的道具、聲效工具及樂器，由五位演員直接在後方的五張椅上講出旁白，製造不同音效及舞台效果，並即場演奏樂器及獻唱，故全劇並無燈暗轉場，只利用燈光及角色出入作轉換。
這種手法與近期「前進進戲劇工作坊」演出的《金龍》相類似，以非寫實亦非簡約，游走在虛實之間的方式，材料繁多、道具豐富的萬花筒表演。分別在於《金龍》 以種種俗不可耐的廉價印象作意象，以此對照出劇場常處於的高尚藝術，來表現出一種媚俗美學（Kitsch Aesthetic），著意表現出這媚俗背後的低層生活及多元俗文化，使觀眾始終只能以一種抽離的角度旁觀他們的世界。而《Bear-Men》則透過重現過去童年的種種事物，如舊廣告、師奶間的鄰舍對話、童年玩物……實在地表現出舊時代的生活氛圍，而其中雖然同是低層生活，但並無《金龍》那種媚俗感，而是表現出一種憶舊情懷，如昏黃色的美夢一樣，其目的是勾起觀眾對自身童年回憶的嚮往，以令他們完全投入於劇作表現的感性氛圍。這種氛圍在後台以背景方式演繹，多與前台故事演出同時進行，例如演員套住杯子講出賽馬旁白等，舞台的分隔使這種氛圍相當生活化，同時又因即場的土炮式製作，例如用扇造出飛雪效果，使舊日環境不會過分矯情。
配合電結他及色士風的現場音樂，使種種童年回憶的片段都能有足夠的力度，把憶舊情懷感染觀眾，亦不至過度私密而使劇情不可解。如同毛熊是西西自製的紀念品，書中每一隻不單止是獨一無二，更因全是手製，在製作其間毛熊會與西西產生一段共處的歷史，而使每隻毛熊帶有其具私密性的回憶。《Bear-Men》所展現的家居房間、父母往事及童年困境，引發自各人的童年回憶，能勾起觀眾自身最私密的記憶，一幕一幕尤如對往日的紀念品一樣。如西西所憶述的毛熊「有的就一直陪伴他們長大，然後送給自己的子女、孫子女。我們過去玩過打陀螺、打彈子、抓米袋、跳繩，這些都成為我們的記憶，而且是集體的」。但當然地，未必每位觀眾都能進入劇作想營造的那個憶舊時空，所以表演以一些較具象徵性的意象來保持劇場的表演感，而用作連貫的象徵正正是毛熊，導演很著意把一隻有翼的毛熊安置在表演的正中心，看著頭戴熊耳冷帽的演員演述故事，而毛熊亦吸收了許多故事，從而成為大家童年回憶的感性對象，其中回憶是傳承的亦是集體的，方法是用多元敍事方法，透過他人之口述說「他的故事」。
他的故事：以他者身份重敍往事
先前提過，各人會在後台講出敍事者旁白，五人分別有父母，朋友，赤子的「我」及另一個「我」作角色，而同時他們亦有一個稱作「BEAR-MEN」的集體身分，並且有一個錄音旁白，在開頭及結尾時直接與他們對話。如此構成了一個多元複調的敍事語言，首先是以「我」的身分來述說往日生活及「我」的心理狀態，同時亦以另一性別的「另一個我」來與父母對話，其次是以朋友角色的演員複述故事，然後是眾人以「BEAR-MEN」的身分，對那個自我懷疑的場外音作心靈對話。
這種複調的敍事方式，不可避免地產生情節上的混亂，尤其是兩個「我」的身分所構成的性別混亂，以及由畫外音而來的人物錯亂，使劇情變得不合理甚至不可解，令觀眾在其中難以投入。這可能是在編演過程中眾人分享內容較相似，而使分離的界線不夠清晰所致。但除去還原回憶的要求，兩個我能使敍事者的身份較為抽離，加上朋友的轉述，使其中有關病苦及恐懼成長的情節，能夠表現得甚為幽遠，變得猶如他人的故事。尤如西西的作品一貫地以朋友的語調寫作，《縫熊志》其中以旁人身份述說毛熊的故事，實際上是透過毛熊作間隔，側面述說自已的故事，可以帶來一種距離感。本劇以一種重述記憶的語調，把那個無人稱的往事，間接地告訴他人，無論是朋友，「BEAR-MEN」還是觀眾，都因這種距離感而進行回溯，嘗試尋找由回憶構成的生命意義。但筆者認為這個目的太明顯，尤其在結局時用角色對白直述出來，這可能因為目的難以單單直述故事就能透到，但效果甚為露骨，已把西西那種複述所帶來的距離感完全破壞，使這劇一直努力營造的憶舊氛圍如泡沫般幻滅。
綜觀整劇，雖然在表演手法上非常高明，但劇本上的問題依然難以克服。不論如何以萬花筒方式展現，但因劇本本身的老套、零碎及深度不足，以致令人留下印象的，只有如使用衣車，在雪地上扔雪嬉戲等電影感較重的畫面，如在劇情上能更精煉及普遍化，在對白的深度上多花工夫，想必更令人更感動。幸而現在因音樂、效果及舞台設計的用心之下，觀眾即使未必能進入角色，亦能感受到音符及說話中的情懷，與演員們一起在舞台上追尋將來，又或化身「BEAR-MEN」，與自我心靈展開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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