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羅穎妍
「也斯．本土．後殖民——當我們談九七，我們不想說的是……」講座（摘錄）
日期：2014 年 8 月 31 日（日）
時間：下午 5 至 7 時
地點：商務印書館尖沙咀圖書中心
主持：馮程程（「前進進戲劇工作坊」駐團導演）
講者：梁文道（文化評論人）、何慶基（資深策展人、文化評論人）、陳炳釗（「前進進戲劇工作坊」藝術總監）
整理：羅穎妍
照片提供：前進進戲劇工作坊
馮程程：
這幾位老朋友將和我們談談食、後殖民、九七，以及也斯的文學……開宗明義第一句就是：「1997年的那一天，你們在做甚麼呢？」當時他們都在文化藝術圈中擔當重要崗位，趁著今天讓他們回顧一下，也讓我們知道當時的社會、文藝界氣氛到底如何。這個「回望九七」的動作，對於今天的他們來說，距離是遠或近？也斯的作品如何捕捉後殖民這個時段的香港的人與情？以上話題，希望三位嘉賓暢所欲言跟我們分享。
回歸當天無所事事
陳炳釗：
我們一見面就談起，當年香港藝術中心那個九七回歸派對發生了甚麼事，我想那個派對頗能反映當時文藝圈的狀況。但先不說那派對，我想說我在1997年做了甚麼。那年年頭我辭職了，離開「中英劇團」和「沙磚上」，後者是一個在1989年開始搞的實驗劇團，心態是想重新開始。
由九十年代一直走到九七，心境有點古怪，不知道下一步如何，我做了兩個決定：第一是讓自己回到自由身，第二是接受了藝術中心委約，在九七前後創作《飛吧！臨流鳥，飛吧！》。那個戲刻意在1997年6月28日於麥高利小劇場做試演，然後大概在九七回歸一星期後正式演出，我的心態就像做一個儀式，是我和一班劇場朋友的回歸和過渡。特意這樣安排，是因為覺得九七一定會有事發生，我要在試演時做一些事，沒有結局的，體驗過九七那幾天以後，才再做這個演出。當時我整個生活時間表的上半年就是這樣安排，因為演出是向九七進發，4、5、6月整個時間表都是朝著九七。
當時我跟藝術中心關係密切，有個叫「香港三世書」的策展，是藝術中心一系列跟九七有關的節目之一，我創作《飛吧！臨流鳥，飛吧！》，還有莫昭如的《吳仲賢的故事》，另一個是《阿佬正傳》，講的都是香港本土。那時進出藝術中心，不時見到視覺藝術家在創作，大家（的意念）撞來撞去。梁文道告訴我哪個視覺藝術家在做甚麼去回應九七，我覺得他們的「盧亭」意念挺好，那我就做臨流鳥吧！他們是魚，我是雀。大家互動著關於九七回歸的符號，在那個氛圍裡邁向九七。另外還有視覺的記憶。臨近5、6月我在藝術中心排練，每天從中環乘巴士到中心，到夏愨道上天橋時見到添馬艦，遙望會議展覽中心，看到那個回歸儀式的看台，還有趕建中的會展，每天經過看著都多建一點，有種絞刑架慢慢起好的行刑感覺。這感覺很深刻。
我和梁、何有些感覺很相似，就是九七當天無所事事。6月30日那天，所有朝著這點的論述都講了好多，真真正正那天來臨時，又還原了實實質質的一天，一個好難解讀的狀態，那天好像癱瘓了，無事可做。那天藝術中心在畫廊搞了個派對，畫廊外面有個小露台，斜斜對著會展，可以見到煙花。我最印象深刻的是看到很多CNN、BBC等外國通訊社攝影隊的擺陣，那個感覺很exotic（異國情調）。
那晚的派對我不完全記得發生了甚麼事。何慶基說心情很沉重，但我印象模模糊糊，不覺開心或不開心，想走又不知往哪裡去，外面播著交接儀式，電視台有娛樂圈各界慶回歸的演出，有好多奇怪的人來來去去。派對完了，大家不知如何是好，有人提議去立法局，那時在皇后像廣場有個另類慶回歸，長毛和泛民在發表宣言，我好像也有去那邊。後來部分人去了中環，部分來了我家開派對。第二天下大雨，大概大家都有這個記憶。那個藝術中心派對大概是羅生門吧。
香港歷史怎樣講？
何慶基：
如果說九七前較為強烈的經驗，文化上，真的跟也斯拉上關係。我和也斯都關注香港的文化身分和特色，一直覺得社會對香港文化很不公平，動不動就說文化沙漠。我們努力嘗試重新讓香港人知道我們也有鮮明、強烈、有趣的文化，大家的角度很類似，香港文化就在流行文化、生活文化當中。
我集中視藝的策展，每年搞兩個香港文化系列，集中展出視覺藝術的文化成就。當時有種心態：回歸前我們要確立自己的身分，為自己定位，因為我們正要面對強而有力的大中華文化，這種文化進入後我們會消失。當時民間出版了很多書，坊間很多聲音講香港文化，有趣的是北京方面也請了學者來研究香港歷史，這個混亂場面煞是有趣。當時我策劃的有關九七的展覽，文化圈對話很密切，文學和劇場都有，現在則很少這種對話。
我關注歷史本身的演繹、權力，作為策展人，當時最大的挑戰是1997年6月30日搞甚麼展覽，有甚麼想法要表達。有人跟我說，國內有個少數民族，其文化已全消失，但因為國家要推動文化旅遊，有人便虛構了那個民族的文化，包括婚禮、喪禮。香港人很「百厭」，喜歡作弄人，和我合作的藝術家很喜歡這個「虛構」意念，董啟章當時亦有份參加，於是一起搞了個展覽，就是「香港三世書」的展覽部分。
這是文化界自行有機撮合的藝術活動，現在回看，香港再也沒有這回事了。「香港三世書」分為三部分：歷史、社群、個人。歷史講「盧亭」；社群原本想搞個時間囊，讓人放「五十年後想給香港人看的東西」進去，五十年後再掘出來看看放了甚麼。當時陸恭惠、劉慧卿、達明一派等都放了東西，很多都是好個人的東西；另一個就是個人，我們找藝術家去深水埗訪問老人家，講回歸都是中產階級、商人發聲，從來沒有人過問窮人怎看九七。當時活動核心是「歷史」，1997年大嶼山村曾經有一次大屠殺，歷史上鮮有提及，換句話說1997就是大嶼山大屠殺八百周年，當然沒有人提及。歷史的選擇、虛構是很恐怖的。
建構歷史的權力總是在中央或學者手上，當時策展「盧亭」，是一個關於香港的隱喻，展覽開幕的第一句就是「我們從海洋而來」，而不是從大陸而來，當時有個叫《河殤》的電視節目，講海洋文化陸地文化，可見當時有很強烈的本土文化身分塑造，同時挑戰已經存在、和即將來臨的權威。6月30日當晚，我在大東電報局（編按：當時已重組為香港電訊）做一個BBC的現場訪問，接著就去藝術中心。文化界來了很多朋友，印象最深的是大家突然自發唱歌，那首歌是阿釗寫的。
陳炳釗：
歌詞只有幾句，但我都不太記得了，只記得開頭是「慶回歸，慶你條命；賀回歸，賀我反艇」，那首歌是《飛吧！臨流鳥，飛吧！》的創作團隊想出來的，在試演裡玩過，但到正式演出卻沒有。心境上我們都覺得這是宣洩式的東西，在正式演出中無從插入，但也好想做，所以試演時唱了，在派對上也應邀去唱了，大家好開心伴著結他去唱，心境上好像得到了某些治療。
何慶基：
我的心境是很複雜的，大家走在一起唱歌，有在一起的感覺是好的，而那首歌有些百厭，但那一晚是沉重的。對於整個九七回歸，我的感覺有兩面：一方面我開心，慶幸這個令人恥辱的殖民地歷史終於完結；另一方面又擔心面對另一個強大的制度。我最記得當晚我沒有再去派對，當時我在幫《信報》畫一系列漫畫，我回家畫完最後一幅寄出去翌日登，那幅漫畫說的是解放軍坦克車進場了。現在隔了這麼久，不幸地，真的可能發生。
「好忙的」香港回歸論述
梁文道：
我們講的事情，都是以灣仔藝術中心為核心擴展出來的很小部分，這是我們時空歷史的限制。不知道是否我的記憶有偏差，但我真的覺得當時大部分香港文化界都參與了那個小小的範圍，而且出現了一些何慶基口中好有趣的互動。整個藝術中心在做的計劃，放在這個大背景，其實是甚麼呢？
回歸前一兩年，香港變成全世界的熱門話題，全世界媒體都在看香港九七回歸是甚麼一回事，歷史上從未聽過這樣一件事，一個如此重要的殖民地，變成另一個國家的金龍吐珠，那是甚麼來的？所以很多人關心，學術界、文化界、藝術界都好多人在講。所以那年香港各行各業都好紅，我記得當年大家好忙，有好多來自全世界的邀請。我們有好多藝術家出埠，去好多地方做展覽，好多學者忽然變得熱門，每份學刊、特刊都要弄份香港特刊，從經濟到社會到政治到文化研究到文學都有，所以大家忙到不得了。我對九七最深刻的印象是，大家都好忙，忙著說九七是甚麼，香港是甚麼。現在回看，原來講了一大堆，仍不知道是甚麼。
香港是我們主場，主場總要做些東西，在1995、1996年已開始做。也斯有一本很重要的書是藝術中心出版的，叫《香港文化》，討論香港故事為何難講。這本書很重要，因為市面上從未見過一本書以香港文化為本位，所以在文化研究是頗創先河的。那本書以後，周蕾出了一系列的書講香港文化，當時學術界如葉蔭聰、羅永生、孔誥鋒等引發了一些討論，針對也斯和周蕾是中產階級資本主義、大香港主義之類，好熱鬧的。但當時算是很健康的討論，沒有現在這麼分裂，意識形態沒對立得那麼厲害，當時文化界、學術界大致上仍可以同桌而坐，縱使大家知道各自立場南轅北轍，仍可一起討論。九七時，大家第一次跨行業、跨科地討論本土。
當時我不是在藝術中心上班，但我弄到自己好像在那裡上班一樣。為甚麼天天去？因為我專門幫大家做跑腿：何慶基搞展覽，歷史學者、人類學家聚在一起討論如何做展覽，我就去幫忙；另外我是陳炳釗的戲的戲劇顧問；電影部當時是蔡甘銓做總監，我則幫忙做那時香港獨立短片及錄像比賽（IFVA）的評判，大部分作品都是講九七。巧合地有班經常去藝術中心的人，手上都有自己的計劃，例如董啟章，當時他正在寫《V城繁勝錄》，他一邊寫我一邊給意見。當時大家在做些事情，我就在中間跑來跑去，介紹大家認識，一起做些東西，這種跨行業的互動，好神奇。「盧亭」展覽後的研討會，甚麼人都有來，有一節有陶傑做主持！現在大家好難想像陶傑會去這樣一個展覽，跟大家講歷史與虛構，都幾好笑。
不約而同探索考古意象
梁文道：
我想說的是，陳炳釗的戲、「盧亭」展覽、董啟章的《V城繁勝錄》，都出現了共同意象，就是考古。大家面對回歸，似乎不太知道應該用甚麼尺度來掌握、量度此事，所以採取了一個科幻一點的角度，跳到好遠，把今時此刻當成陳年往事，要考古尋回這是甚麼。我覺得這態度好得意，就像身處於世界末日。八十年代我們開始講九七大限，當這天真的到來，無人知道眼前這事怎麼搞，於是大家採取的態度就是在時間上拉遠距離，去回想以前的事。
那時我們的展覽是從現在虛構過去，當時整個展覽都是「老作」。我在展覽有個小小貢獻，寫了幾篇文，說在香港大學圖書館的報紙堆裡，找回歷史上文人關於香港的寫作，是未曾發表過的遺稿。許地山、張愛玲未曾發表過的講香港的文章，都給我找回來放在展覽裡，但其實是我學他們寫的。當時李歐梵到來，覺得是好大發現，我就說其實是我寫的，我真的學得神似。
香港是甚麼，不知從何說起，似乎只能虛構。當時大陸講香港回歸就有套主流歷史：我們從前是小漁村，現在是個繁華國際大都會，失散了一百五十年，現在終於回到祖國媽媽的懷抱。大家一聽就嘔心，於是都想做些反抗，但如何反抗呢？好像不知道拿甚麼出來講。那時開始講本土，但本土是甚麼？大家有好多想像、虛構、疑問，但更多是解構。就好像《臨流鳥》裡面，甚麼是真實的香港？例如煮一碗粥，甚麼才是一碗真正的潮州粥？當潮州人把粥煮得糊糊的成了廣東粥，怎算潮州人？很多這類討論。董啟章那本書亦在解構香港，想講很多事情但不知從何說起。很記得陳錦樂的得獎短片《沒有人在（跑馬地）等沒有人》，講跑馬地墳場、大火、到現在的快活谷，整個歷史飄飄浮浮，很詩意很美，但不實在，好像講不出那是甚麼。
無能為力的預視
梁文道：
藝術中心畫廊的回歸派對氣氛好古怪，大家都覺得「今晚有啲嘢喇」，見證歷史時刻，我們都是最後一代殖民地被統治者。如何慶基所說，當時跟現在不同，現在很多人懷念英殖，但那時我們多數人不會這樣想。可能我們年紀夠大，知道英國佬的壞，但另一個要來的是否就是好東西？大家都見過六四。香港在中間就像一個給拋來拋去的球，完全無能為力，我們唯一可以講的就是些虛構的故事。那晚派對似乎應該開開心心，唱唱歌，有些表演。那晚我們一起看了鮑靄倫拍的錄像，大家聊聊天唱唱歌，接著聽到外面放煙花，就大叫「好嘢」，但是在歡呼還是喝倒采，很難分得出，其實亦是我們的心情。
派對結束後大家覺得好像不應該這樣過，應該再有些事情發生。我們有一班人走路去了皇后像廣場，當時廣場有個另類回歸活動，是文思慧他們做的，社運界朋友的活動剛完，就輪到港英時期最後一屆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他們坐不到直通車要集體辭職，就在舊立法會大樓二樓露台發宣言。我記得當時社運界朋友好恨他們，當時搞社運的人覺得泛民演員都是建制一部分，我們可是要再激進一點。但當時不少人支持他們，但其實結束了都沒甚麼事發生。回歸當晚最開心就是蘭桂坊那班鬼佬，無事可做喝醉酒，當晚有人被打爆頭送入醫院，香港離開殖民地歷史的當晚，就只有鬼佬在蘭桂坊喝醉酒出事，所以其實九七那晚甚麼事都沒有發生。
那晚我和幾個人在蘭桂坊六四吧通宵喝酒，天亮收到警察電話。那時我和胡恩威合作印了十萬張貼紙，其中一款用簡筆字寫著「同胞勿近」，好像六七暴動時那樣，從六月底開始到處貼。實是開個小小玩笑，香港要回歸中國，就告訴北面的人「同胞別過來」，但另一方面又好像善意提醒你，這裡有「土製菠蘿」，小心點，意思好含混。我們貼到出事，警察打電話來問，但當時警察不像現在，現在的話我該要坐牢了，他們問一問，「啊，藝術家！好吧別這樣了，別弄污地方啦。」當時警察容易說話，說兩句就沒事了。第二天睡醒，看著車入城，就結束了，無無謂謂，好虛無地完成見證歷史結束。何慶基剛才說的那種悲傷，我覺得是種更深層的東西，當時彷彿已經可以預見到今日，但又講不出是否真的會這樣，模模糊糊。
香港人身分的多元尋索
陳炳釗：
在九七階段創作的人，例如董啟章和我，對於虛擬歷史彷彿好著迷。當時我不認識董啟章，九七之後藝術中心連繫我們合作，才發現他寫的某些虛擬歷史角度，跟我自己1996年開始做的香港歷史、《臨流鳥》很接近。後來回看可能不單止我們，那段時期大家對虛擬和歷史的想法，都有某個脈絡。
「臨流鳥」系列由我九十年代初做《信報》記者時醞釀。開埠以來好多外國官員、政務官參與香港考古歷史，他們沒事做行山，業餘嗜好通常就是考古，記下了好多考古據點，但之後通常都沒有資源挖掘，所以儲了數百個歷史遺址，臨近九七就要處理，特別是赤鱲角機場那邊。當時我從記者的角度觀察到有兩個陣營，一是由外國人領頭的香港大學考古隊，另一是跟國內中央考古隊合作的中文大學。中大強調河殤文化，認為香港文化源遠流長之類；而港大就相對較開放，傳而不論，未知道香港文化源頭，更可能是一種割裂式的文化，受東南亞文化影響，香港族裔可能完全跟中原割裂，那時就有這些爭論。
這些爭論反映在一般藝術文化創作，八十年代初開始有一種「我是香港人」的意識，開始問身分的問題，這個問題朝著九七開始有變化。但似乎在主流的狀態裡，不斷強調一種論述：香港由小漁村變到今天，香港文化就是一種拼搏精神，所以我們要以香港為家，要覺得驕傲，這種論述不斷強化，雖然沒有強調龍的傳人，但強調「拼搏精神」其實頗單一，但又好像好有本土意識。
正如梁文道所說，我們由九十年代開始就在探討本土意識，我覺得新一代創作人都想做一種逆反思維，抗衡「我是香港人」的本土意識，抗衡一種我覺得是假設性的問題——「國際交流活動裡，每個人都唱一首歌代表自己來的地方，輪到我的時候，想不到應該唱甚麼歌」——杜國威的《我係香港人》就是用這個意象去講一個故事，可能就變成要唱《在那遙遠的地方》那類歌。我覺得這種處境是個假設性、誤導式的問題，未必需要一首所謂代表香港的歌。那個階段我們都在抗衡那種單一論述，我們的思維就是去問，如果所謂香港人身分不是一個單一答案，有沒有可能？所謂香港人身分是流動的，不同階段我們對香港的理解都不同。九七階段那種流動性好強烈，雖然覺得要建構一種香港身分，但我們沒有試圖去排除某些東西，沒有排除英國人對香港的影響，沒有排除地說我們不是中國人，亦都沒有強調香港人一定要有某種拼搏精神，大家都在找一種開放的狀態。
尋找開放的探索狀態
陳炳釗：
最開放的狀態、最挑釁單一論述的，就是一種虛擬故事，於是大家就開始玩一種虛擬性，用不同角度去挑戰單一性。很多創作人的共同戰鬥對象是接近的，大家用不同策略去面對九七，其實都相當一致，只是方法不同。如用小敘事抗衡大敘事，「進念」當時在做《中國旅程》，問的好像是一些大論述，但又離開中國官方那一套；林奕華在做《兒女英雄傳》，轉向教育劇場，用年輕一代角度挑戰權威；潘惠森做他的「昆蟲系列」，刻意跳出來講香港式昆蟲如何生存。莫昭如則做《吳仲賢的故事》，和playback theatre（一人一故事劇場）有關，這形式傳入香港，其實跟九七那種狀態 很有關係。除了莫昭如那套民眾革命的論述外，一人一故事劇場亦再三強調回歸個體，應該如何聽民眾的聲音。
那時幾乎所有我認識的創作人都在用自己的方法抗衡單一，回應「香港由小漁村變成大都市，現在回歸祖國，期待更美好的將來」，我們用不同方法抗衡這種論述，某程度上各方面的聲音都團結。然而當時有種大恐懼，讓我們在團結的狀態下都不能做到甚麼，沒人知道之後怎樣，有種力量去到沸點。九七後有幾年時間，有種停滯的狀態，大家不知道要做些甚麼，差不多到2003年才有些新東西出現，中間好像空白了。九七挖掘了這麼多東西，九七後卻承接不到，有種斷裂。當時不覺，現在回看，其實九七是一種斷裂。
何慶基：
面對中共建構的文化身分，我覺得我的工作就是要建立香港的文化身分，但從哪裡找？歷史是最方便的途徑，像「盧亭」，我們虛構歷史，挑戰歷史的權威。為甚麼只有學者可以演繹歷史？我們要把權力拉回來。歷史可否是一個隱喻？盧亭對我來說是種半人半魚，介乎兩者之間，逃難而來，這些全是屬於香港的。我記得當時大家坐在一齊「老作」，但這個「老作」不單純是「老作」，我們心目中有些東西作為隱喻比喻香港，任何文明的起點都是一種隱喻，希臘文化起點是神話，不是甚麼奇怪的東西。
香港有很百厭、很「老作」的文化，不介意左偷右抄，需要時「老作」些東西出來也完全不會覺得內疚，尤其是香港電影，講食神，最後搞不定就弄個觀世音出來，搞定所有問題，我覺得好荒謬，只有香港人會這樣想事情，一套電影可以有日本漫畫、法國風格、荷里活元素放在一起，全不內疚極盡享受，就是這種無根精神。
無根精神是香港強項
何慶基：
有段時間我研究羅冠樵，他在國內畫的是抗日、救國，秉承中國傳統，其實那些畫好悶；訪問時他說要來到香港討生活才能完全從那些畫中解放出來。也斯亦很喜歡五、六十年代作家三蘇的文章。香港不屬於任何地方，沒有歷史使命，我們來香港為討兩餐，那種自由度釋放了好多東西。現在回看這無根狀態，在中國傳統裡是最大懲罰，所以人們常常批評香港，指我們是無根一族，但對我來說，香港文化的強項就是一種浮游狀態，一方面好像自己無從認同，另一方面是處於所謂的後現代社會，是一個好卓越的狀態。
我搞「盧亭」時好困惑，當時我是想通過這展覽挑戰博物館權威。那時藝術家創作了些古物，很搞笑的，我們找了個英國朋友裝扮成考古人員量地拍照，場內另有一個電視機，我們又找了個英國朋友，坐在書架後面說盧亭的發現如何重要。這些展品質素其實好差，完全看得穿的，但因為放在博物館的箱子內，就好像很有權威。當時有個父親跟女兒說：「我們的祖先就是用這些碗了。」我就覺得有點內疚；有些觀眾則覺得給作弄了，我又內疚，覺得自己好失敗。我其實希望他們見到歷史的含糊性，我最想呈現這個狀態，可能含糊性才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
梁文道：
我同意。當時找了陳育強參與，但他不太懂得「老作」，太認真了（笑），但我覺得有趣的是大家都關心所謂呈現的真實歷史，對於那些修辭我們都充滿疑問，無論是劇場人、文學人、做視覺藝術的人，大家都對甚麼是「真」的香港和歷史，都抱有懷疑。當時我們說本土的態度跟現在很不同，從前大家好想講，但都退一步，都很critical（批判），甚至cynical（犬儒），但現在沒有了，大家講本土都好肯定，「這個就是香港，你不是這樣就不是香港」，很嚴肅的，那時我們就比較playful（玩味）。
說回也斯的作品，他常常想告訴別人「香港不是這樣的」，那香港是怎樣呢？我也不知道啊。香港不是這樣又不是那樣，這樣講又太簡化，怎樣講才不簡化？應該怎樣講？他又講不出來，總是猶疑進退，不知如何啟齒，就是香港的狀態。那個時期大部分人都能了解這種狀態，香港幾乎是可以自己發明自己的一種人，自己創造自己。我們的歷史都有點虛假，我們的電影總是讓人覺得有種民族情懷，從李小龍到陳真到霍元甲到黃飛鴻到葉問，唯一共通點就是打鬼佬，幾十年來不變，香港人好像好愛國，但又好像不是，那種民族認同不屬台灣又不是大陸，而是「唐人」，是大陸台灣都不會再講的概念。我們這一班可以自己創造自己的人，永遠跟人做鬼臉，一講嚴肅的事就不知如何說起，卡在那裡，這些性質延伸到也斯的作品裡，日常生活當中不知如何抒解這種情緖時，不如就一起飲飲食食。
如《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就是給了我一個回憶，回歸當時真的很多飯局和派對。當時剛興起私房菜，大家吃飽了無無謂謂就喝酒，天天開派對，真有點紙醉金迷的感覺；透過食，可以講某些正經事，講香港歷史是怎樣，所有東西都可以連結到食，食可以解決到好多事情，可以解釋好多問題，是嗎？其實又不完全是。所以我都不知如何形容，那是一種很詭異的香港狀態。
九七的後現代與遊戲性
陳炳釗：
剛才提到那種浮游狀態，九十年代有個階段好強調「後現代」，強調那種遊戲性，我想起兩件事。一是也斯曾在《信報》寫過文章講劇場，是首個在香港介紹美國著名後現代劇團Wooster Group（伍斯特劇團）的作者。這劇團重新拆解經典，如老人演後生女，白人塗黑臉扮黑人，把那些錯置、現實和虛擬的東西放在一起，也斯好敏感，好喜歡這些東西。有趣的是，也斯亦很關懷本土，例如北角碼頭、本土食物，這些事情好實在好草根，但那種後現代的遊戲性，又可以說是很中產很無根，那個年代好多人都擁抱這兩種辯證關係。第二件事跟梁文道有關。好早期在「沙磚上」開會，他曾提議在香港某個山做戶外演出，要很認真寫新聞稿、開記者招待會、出海報，但那個演出是不會發生的，當時大家聽完這提議後都靜了幾秒（笑），當時你很樂意拋出這些點子。
九十年代那種想用一種玩的後現代方式去拆解香港歷史和狀況，另一方面會見到香港那種本土性，亦是我們想守住的，中間我們沒有答案，沒有排斥某些東西，但有一種極度想解放自我以及身邊所有人的狀況。我覺得這種狀態經過九七的轉折後 —— 後現代某程度上解決不到問題，遊戲性亦面對不了殘酷的現實 —— 千禧後就斷了，然後就只剩下本土性要面對，卻沒有了之前遊戲性的那種浮游，可以包容香港所有通俗文化的可能性，本土論述變得咬牙切齒，非常認真，甚麼是香港本土，甚麼不是，有一種界定、論述、對立的狀況，這是今天看現在的狀況跟九七當時狀況給我最大的感覺。
何慶基：
我覺得在1997年6月30日以前，我們有個假想敵，當時我們的信心強很多，「好啦我們來較量吧」，當時累積到一些東西，至少在視覺藝術界是累積到的。但回歸後我們原來想過的事情沒有發生，不是太壞，還好，有一點點變化；反而之前還有一樣東西一起去對抗，現在突然沒了對立面。過往中國在經濟上倚賴香港，現今是強國。香港卻不見得有甚麼特別發展，英國佬走了，中國我又不太認同，但我又是中國的一部分，應該如何定位？
這是自信的問題。九七前我們有危機感，但我們的創意和自信都很強，反而近年的本土化很沉重，當時我們可以接受自己的不足，講本土文化的過程可以自嘲。如跟也斯接觸時會感覺到香港文化特色，有時也可以講些嚴肅的事，但他不會跟你講完整哲學，東拉西扯的，這個是我最享受跟也斯在一起的時光，那種可以有深度，又隨時豁出去的態度。我覺得這就是香港的文化特色。
梁文道：
回想起來，我都好懷念過往的狀態。不過話說回來，剛才說的那班人，有少數例外，那時開始就在看不同的東西。如「進念」想的東西跟我們有些不同，對我影響也很大，榮念曾覺得香港如果繼續要有位置，不能不踏入大中華，要快點去大中華，所以他做《一桌兩椅》，踏進去搶個位置，否則就會消失不見，他是很認真去想這些事。現在回看我當然懷念當時的開放和好玩，肯自我嘲笑和批判的精神，不過我們那時全都欠缺對政治的切身感覺，當我們講九七，講後殖民，都是講文化講歷史，當時整個文化界很遠離政治，不切身。
當然我對現今本土的不同主張有很多保留，但回看我們當時這樣講本土化是有問題的，我們不夠實質地去看政治是甚麼。文化界對董建華的出現，沒有甚麼批判的角度，最多就是嘲笑他，但大家沒做甚麼就輕易接受他，當時文化界好少聯署做個聲明甚麼的去質疑他的認受性，我們沒人做這些事。為何我們當時如此apolitical（非政治）？我們講好多好大的概念：歷史、文化、身分，但全都不講政治。不知是否六四後遺症？當時在文化界和學術界，即使是研究後殖民的人都好少碰政治，這種政治貧血結果影響到今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