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月中的時候，我參加了一場「為武漢加油之夜」，活動就辦在台北大直的一處另類文化空間——愁城。活動緣起很單純，幾個台灣玩樂團的朋友，過去曾經和武漢的龐克樂團「生命之餅」一同表演而彼此結識，疫情爆發後武漢封了城，關心起朋友的近況，於是就安排了這樣一場小聚，用視訊的方式，和人在武漢的朋友「隔海乾杯」。

我對龐克團並不熟悉，後來才知道「生命之餅」原來頗有名氣，一個並不十分正式的小聚，也吸引了曾聽過他們演出的各式人等前來參與，幾十個人打破了台灣疫情指揮中心官方建議的社交安全距離，擠在十坪不到的小空間裡，聽武漢的團員們分享封城後的生活，如何足不出小區外送買酒、待在家中如何打發時間等等。

那時中國大陸的疫情仍未見緩和，人們更無法預料到不過短短幾個月後，中國已全面控制疫情，而美國竟成為全世界最嚴重的疫區。台灣輿論的「主旋律」，自然是要全面譴責武漢乃至於北京政府的，還非把疾病稱為「武漢肺炎」不可，誰若改口「新冠肺炎」，那便是中共同路人，肯定受了「中共大外宣」的洗腦。別說關心對岸人民了，就連台灣人要返台都被百般刁難外加言語羞辱：誰叫你自個兒愛往中國跑，出事了才要回來用我們台灣健保……在這樣的整體氛圍下，這場地下樂團圈自發性的活動，規模雖小，在我看來卻是彌足珍貴。

那晚我特意邀了幾位分別在不同場合認識的中國官媒記者朋友到場。台灣針對來自中國大陸的記者有著特殊規定，一般外國的境外記者可以長期駐台，大陸記者則是三個月一輪，這次因為疫情緣故，單位都沒法派新的人來接手，幾個駐台記者就這樣人卡在台灣，一卡就是半年，遲遲不見歸期，既然如此，不如邀他們來見識一下indie的兩岸交流。

大陸駐台記者，平時會去到的場域通常就是政治相關機構，不是立法院各黨團就是主流政黨黨部辦公室，進進出出每天遇見的其實也就是那麼幾個人，可跑政治的記者卻往往以為那裡就是整個世界的中心，好像出了這個中心，外邊的事物全都不重要。有時自我反省一下，我們似乎也是這樣過度簡化地看待外界：白宮即美國、唐寧街10號即英國，而北京中央也就是中國的全部……我們都習慣把少數政治菁英的活動看成唯一重要的事，無怪乎外人看台灣，也認為那麼幾棟樓幾個人就是台灣的全部了。

至於這個indie的兩岸交流，我原以為「為武漢加油之夜」，最敏感之處也就是活動宣傳上對病毒的描述用了「新型冠狀病毒」而不是在台灣最正確的說法「武漢肺炎病毒」。想不到，活動海報上的「Wuhan Prison」竟然也激起了一陣猜疑。其中一個駐台記者朋友問我，這「Wuhan Prison」是個甚麼玩意兒？是不是帶有甚麼政治控訴意味，要批判武漢封城迫害人權？如果是的話，他可不方便出席。

我原先想破了頭，也想不明白這「Wuhan Prison」是個甚麼東西，直譯過來是「武漢監獄」，確實有那麼點法輪功指控中國活摘器官的灑狗血味道，於是我也就一時認真起來，好奇武漢的樂團圈朋友們，難道也都是這樣認知自身的處境，覺得自己身處的環境仿若監獄嗎？而我們台灣人在與他們交流的時候，預先替他們這樣定調妥當嗎？結果搞半天都是白折騰了，也證實了我根本是個外行人，「Wuhan Prison」原來是武漢一間已經開了很久的酒吧，也是樂團圈人常在那喝酒瞎混的地方。知道了這個答案，也只能無奈笑笑，確實是自己想多了。

在一個凡事皆要求政治化的公共輿論環境裡，人們會習慣把自己調整到一種高度敏感的狀態，時刻都要分辨敵－我－友關係，時刻都要政治檢查自我與他人的用語和立場，非敵即友或者非友即敵，有時為了說話方便，搶先表態才能明哲保身。

有時我會想，在這樣強迫政治化的語境下，堅持「去政治」往往其實反而有它的高度政治性，當我拒絕選邊、拒絕表態，拒絕任何人將他人的言行與書寫輕易定位在某個既有的立場上頭，更重要的是，拒絕派性（無論是甚麼派），那或許才是我們對政治打開一些新的想像與可能性的起步。

那一晚的「為武漢加油之夜」，並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座談會。說實話，視訊裡頭究竟講了些甚麼，幾個月後的今天很多內容我已經記不清了。大致就是幾個團員們分享自己的生活點滴，然後大家一齊敬酒希望武漢和全世界的疫情狀況都能早日好轉。我也第一次不是在正兒八經的記者會或者有領導請吃飯的社交餐敘上，和幾位駐台記者脫了鞋子坐在愁城的小空間裡，手裡拿著一杯又一杯的啤酒。

我想有一天，待疫情過去了，我也要去武漢走走，去看看「Wuhan Prison」。

照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在苦勞網從事新聞工作近十年的時間，過去曾投身學權、樂生保留與性權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