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茹國烈

阿姆斯特丹

 

（編按：筆者早前為「藝評筆陣」撰寫 《城市：文化機器（初稿）》，本文為下篇）

 

離開香港六個月，也離開了做了三十年的藝術行政工作，除了在倫敦政經學院城市研究中心（LSE Cities）上課，一有空就去歐洲看不同的城市。阿姆斯特丹、法蘭克福、維也納、布達佩斯、羅馬、伊斯坦堡、聖彼得堡、里斯本、哥本哈根、奧斯陸、斯德哥爾摩、赫爾辛基。十二個城市，每個去幾天至一周，白天逛街，在老城區開始，看街道、電車、市場、教堂、學校、廣場、古蹟。歐洲的老城區都很好走，從中心到古城牆、河邊、海邊、山邊，都只是一個小時左右，可以了解這個城市的歷史肌理。除了逛街、見朋友，我白天都是看博物館，夜晚去餐廳、劇院、歌劇院、音樂廳、爵士會所。一邊走，一邊想：「文化是甚麼？文化在城市中怎樣體現？有沒有一套邏輯，可供分析、比較、計劃和管理之用？」

 

英國學者泰勒．伊格頓（Terry Eagleton） 在《論文化》（Culture）一書中，綜合對文化的定義為四點：一是藝術和知性作品，二是精神和智力發展的過程，三是價值觀、習俗、信仰和象徵實踐，四是整套生活方式。亦即是說，羅馬的文化，既在雕像和建築中，也在特濃咖啡中，既是二千多年的歷史過程，也在街頭混亂的交通中，而這些，都在城市中呈現出來。

 

我在一張很大的紙上，寫寫畫畫，得出了這張圖。

 

 

這張圖表達一個城市的文化系統：我嘗試把城市文化歸納為四個組成元素，分別是記憶、信念、生活方式和藝術，而這四個元素，由最外面的框架——城市的空間承載著。這四個元素互相影響、滋養和生成，但每個城市裡面，四加一（記憶＋信念＋生活方式＋藝術，加上城市空間）的內容和輕重都不同，造就了不同的城市文化。調節得好，城市文化是一個很活躍的系統，多姿多彩，層次豐富，外地人來到會感到很有特色，市民會有歸屬感，覺得是一個整體。城市也不是一個封閉系統，它會和其他城市文化系統互動互補，文化有輸入和輸出。從這角度看：城市是一台生產文化的機器。城市的文化政策，是否應該從這個角度切入？

 

這是概念框架，用這概念深入看，能分析不同城市的文化特色。例如有些城市是歷史之城如羅馬、宗教之城如耶路撒冷、娛樂之城如拉斯維加斯、商業之城如香港、音樂之城如薩爾斯堡、學術之城如牛津、國際大都會如紐約倫敦巴黎。各城市的文化構成，都能用這個圖表達。

 

首先，我們逐一看這四個元素的分類和定義：

 

 

記憶的重要性是，一個人如果沒記憶，就不知道自己是誰了。一個小孩子沒有記憶的能力，也永遠不能成長。城市的壽命動輒幾百甚至過千年，是人類文明的主要載體。城市的記憶是累積的，能一代一代地保存下去。里斯本1755年大地震，法蘭克福1944年被炸得稀爛，歷史上很多例子，城市縱然被戰火摧毀了，居民因饑荒疫症大量死亡，或者遷移後，隨著時日，城市重生，仍然是那個城市，靠的就是記憶。城市的記憶包括歷史、古蹟文物、非物質文化遺產、神話、傳說、檔案和知識。記憶當然留在人們的腦中，但長期保存的記憶，要靠博物館、圖書館、檔案館、大學、老建築、城牆、街道、紀念碑、歷史遺蹟，甚至墳場中保存。只要記憶仍在，縱使經歷毀滅，城市仍能重生。

 

記憶是需要收集、保存、整理、詮釋、維護和展示的。通過這些行動，記憶才得以保存和傳承。不單是歷史久遠的城市如羅馬需要重視記憶，年輕的城市如深圳，也需要有保存歷史的意識。要有歷史感，知道自己在將來歷史中的位置，從無到有，通過這些行動，建立自己的歷史。

 

城市記憶並不是永恆不變的，歷史價值會隨年月增加。就算是假古董，保留了一百年，也會成為有百年歷史的假古董，有它的價值。記憶也會被人操弄，歷史也是不停被重寫，在社會中，甚麼記憶被保留，甚麼記憶被忘記掉，往往是多方的不斷角力，掌握公權力的不一定永遠有話語權。

 

城市記憶不單是自身的經歷，也是能從外面輸入的。三百年前聖彼得堡初建不久，凱薩琳大帝到處搜羅從希臘羅馬古典時期，以至文藝復興時期的藝術珍品，建立她的皇家珍藏。到今天，隱士廬博物館（The State Hermitage Museum）已成為聖彼得堡的鎮城之寶，聖彼得堡也由一片化外之地，成為西方藝術文明不可缺少的一個重鎮，建構了城市的身分。同樣的操作，可以見於大英博物館的諸多珍藏，大英帝國從各地運回來的文物記憶，建立了全球帝國的身分和記憶，到今天，帝國不再存在了，這些記憶仍在，為倫敦建立了國際文化大都會的身分。

 

記憶會否滿溢？走在羅馬，我有這個疑問。歷史不是千層蛋糕，一層一層平均疊加上去，往往是某一時期特別輝煌，佔據了所有位置，其他就加不進去了，是這樣嗎？

 

 

信念是一個城市的世界觀、道德觀、價值觀、倫理觀。十九世紀，歐洲第一批文化人類學者去各地尋找其他文化，和土著一起生活，學習、觀察他們的語言和習俗，他們研究的，也是這些問題。在過去數千年，這些信念受宗教信仰和民族文化影響很大。雖然，現代城市比以前世俗化，人口更多也更複雜，但無論是多種族多宗教，或者由單一民族或宗教主導的城市，種族和宗教仍然是城市的文化基因的關鍵組成。而且這兩者力量強大，組織力強，皆能跨越城市界限，令城市與城市聯合成為國家，令國家與國家聯合，或者對抗。歷史上很多戰爭，都是由信念、宗教和種族而起。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攻陷，那場戰爭的慘烈，造成的矛盾和情緒，餘震仍在。

 

到今天，種族和宗教的共存，仍然是城市裡重要的文化課題。在城市裡，這些信念和文化，體現在教堂、清真寺、佛寺和那些民族聚集地如宗祠、同鄉會、倫敦的唐人街、新加坡的小印度、紐約的小意大利等等。

 

在倫敦看舞台演出，已經愈來愈少看到純白人的演出了，很多時候都是所謂的colour- blind casting，就是選角不看種族，演員的種族和角色的種族無關。這個做法看來得到觀眾接受，政府也支持，但一般只適用於由有色人種演繹白人角色，如果反過來由白人演繹有色人種角色，就會惹來種族主義的爭議。這現象體現的看來不只是種族議題的重要性，是否更突顯出，倫敦作為一個大都會，有種大都會的信念和價值觀：種族平等，和鋤強扶弱的正義感？

 

在種族、宗教以外，現代城市有沒有自己一套信念？這套信念包括這城市的價值觀，也包括它的政治立場和信念。一個華人，同時是佛教徒和倫敦人，她的價值觀和信念，是否就是把三種身分加起來？三者的矛盾又如何調和取捨？如果把倫敦的九百萬居民這三者加起來，是否等於倫敦這個城市的信念和價值觀？如果是，又可以怎樣量度出來、看得出來？這是文化議題，也是社會學要研究的問題。

 

 

如果說信念、宗教和種族是城市文化的基因，那麼生活方式就是文化最普及的實踐了。文化研究這門學問的奠基人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在《文化與社會》（Culture and Society）一書中宣稱文化是一整套生活方式（a whole way of life），文化是無所不包。那是學術的說法。華人常說的「衣食住行」是生活的基本活動，人人都要有，但不同的地方往往有不同的「衣食住行」的方式、風格和習慣。以前這個「地方」的單位是鄉村，各處鄉村各處例，以前每個鄕村就是方言口音也有不同。但現在鄉村消失，城市密集的人口令語言混雜。居住方式是城市和鄉村生活最大的分別。個人空間、家庭空間和公共空間全部縮小，消滅大家庭，消滅住宅設計的個性，傾向統一化，成為城市居住方式的最大特色。「衣食住行」裡，唯有烹飪仍能保持差異性，就是在城市這個大熔爐中，各種各樣的種族、宗教和地域的食制仍然有生存的空間。港式的茶餐廳、英式的pub、法式的bistro、南亞的咖喱，仍然沒有統一的壓力，各自各精彩，成為當地城市文化的一部分。

 

「我是誰？我和其他人有甚麼不同？」生活方式是每個人、每個家庭，如果想要，都可以建立自己風格的領域。可以說，是建立城市文化的最基本單位。生活方式，在四個城市文化元素中，也是政府和社會建制最管不著的領域。因為衣食住行、歌舞遊樂、體育健身，都是基本日常生活一部分，有沒有政府支持，有沒有特別訓練和知識，都一樣進行，完全民間，自給自足。

 

生活方式的自主性，令它不一定追隨普及主流的生活風格。每個社區或者社群，都自然而然發展出自己的風格或者習慣，它的原味（authenticity）是最寶貴的。而這種源自社區和街頭的文化原味，往往會吸引外來的投資和品味進駐，導致原味變質，居民遷出，這就是都市社區士紳化（gentrification）的難題。美國學者莎朗．祖金（Sharon Zukin）《眾多城市的眾多文化》（The Cultures of Cities）研究的就是這些問題。

 

經濟發展導致原有文化變質，有時不一定是無奈的二取其一。士紳化是社會學的硏究課題，但也可以是藝術界營運的問題。英國近年有硏究發現民間的獨立音樂場地不斷減少，原因是社區多了房地產項目。英國設立條例，保護社區音樂場地，他們用agent of change（轉變責任人）的概念。這概念的意思是，如果發展商在一間音樂場地旁邊興建新項目，導致音樂場地違反噪音條例，發展商須負責為場地加強隔音設施。這樣做，是保障原有的音樂場地不受影響。原味，就能保留下來。

 

一般在城市的管理分工中，「生活方式」被歸為經濟或民生議題，與文化政策無關。事實上是大有關係，如何在城市規劃和民生管理中加入文化議題，首先需要看清文化系統。

 

 

這裡說的藝術，泛指所有創造性的文化活動，從傳統的高雅藝術，到大眾化、媒體上的娛樂產品，總之凡是有創作人的、人類的智慧產物。這定義，大概也是近二十年各城市都在推動的創意文化產業的定義。

 

隨著媒體科技的進步，藝術涵蓋的範圍在過去幾百年間不斷增大。藝術家親手製造、現場表演的內容，逐漸變成複製品，由十五世紀印刷技術的出現，到十九世紀的攝影和電影、二十世紀的收音機、電視、電腦和互聯網絡等物質和電子媒體，打破地域界限，無限量地複製和延伸，在時間上亦往未來無限的延伸。可以肯定的是，資訊爆炸的時代，亦是藝術爆炸的年代。

 

這也是人人都是藝術家的年代。二十世紀為藝術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轉變，藝術不再只是宮廷貴族、文人商賈欣賞的精品，欣賞藝術成為市民的權利，藝術成為普及教育的一部分，成為每個人以至社群，自我表達的手段。每個人都可以畫畫，每個人都可以唱歌，每個人都是攝影師，都可以拍短片。不單是「可以」，這個時代亦鼓勵創意，鼓勵以藝術來表達及溝通。這也是這個時代藝術大膨脹的原因。而當一個地方（城市或國家）的藝術文化強大到出口海外，影響到外地的文化（信念和生活方式）的時候，就是近年在國際關係中常常討論的軟實力（soft power）了。

 

隨著藝術在當代社會的膨脹，藝術結合娛樂和設計，成為經濟、旅遊、教育、創意科技的催化劑，文化區這個概念就越來越流行。文化區有兩種，一是自然生成的文化區，很多城市的老城區就是文化區，它們有齊四種元素，而且經歷幾百年互動和沉澱，一磚一瓦都是文化。二是由政府規劃出來的文化區，大多數由博物館、表演場地、圖書館加上餐廳商店和商業辦公樓組成，再加上綠化和公共空間。這種規劃出來的文化區和自然生成的文化區完全不同，但除了歷史外，具體分別在哪裡？我們可以分析，眾多文化區裡四個元素的比例，這是城市規劃要研究的課題。

 

自古以來，在文化的四個元素中，藝術從來都是從其他三個元素，記憶、信念和生活方式中取材，而偉大的藝術作品也成為市民記憶的一部分，也呈現在宗教和日常生活中，這就是這四個元素的互動循環。所有民族都有其民族史詩，就是這個循環的例子。就算是普及文化，也可以成為市民集體記憶，但中間往往需要一個搜集、保存、研究和展示的過程。葡萄牙的法朵（Fado）原是漁民的民歌曲藝，後來在城市普及流行，成為殿堂級藝術，近年再經由政府成立博物館和學院，正式成為葡萄牙民族音樂的象徵。這過程，是民間藝術變成國民身分記憶的過程，也可比擬為教會的封聖過程（canonisation）。

 

藝術在城市空間中的體現，通常是劇院、畫廊、博物館、圖書館、書店、廣場、電影院、歌廳酒館，夜總會，演唱會場館。隨著個人化媒體的興起，藝術越來越多在網絡上出現。不只是藝術，其實都市文化的四個元素，都在網上蓬勃發展，現在只是開始，這趨勢銳不可擋。這對空間規劃，是一個難題，當這時代文化的爆發點在虛擬空間，究竟應該怎樣規劃文化空間才好？

 

哥本哈根路易斯安那現代藝術博物館（Louisiana Museum of Modern Art, Copenhagen）

 

問題很多，這只是第一步。這四個元素的各種互動，在文化系統中，是放在城市這個大框架裡面發生的。下一步，是畫一幅城市地圖，看這文化系統在不同的城市中怎樣呈現和運作。

 

這概念再發展，可以幫助制訂或者檢討文化政策，可以發展成某種文化指標，比較不同城市的文化發展，也可以是文化管理人員、藝術家訓練的教材。當然，最需要的是再看深一點，從不同學科借用不同的理論，在不同的城市作實證硏究，讓更多人能用一副新的透視鏡看文化是甚麼，和怎樣在城市中發揮作用。

 

過去這六個月，大部分時間都在歐洲。很多朋友最關心我看了多少演出和展覽，我說我其實看得不是很多，亦不是常混在藝術圈，我來是學習城市和文化。這幾個月，我畫了這張圖，給自己看到，我工作了三十年的藝術圈在文化系統中，佔的就是那一部分，不小，也不大。我每次看著都感到興奮，原來天大地大，就繼續向前走。

 

照片由作者提供

 

作者簡介：香港資深藝術行政人員。擁有逾三十年藝術行政管理經驗，於2010至2019年任職於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行政總監。2007至2010年間出任香港藝術發展局行政總裁，曾在香港藝術中心工作十三年，並於2000至2007年間出任總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