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城市當代舞蹈節」，今年加上了HOTPOT東亞舞蹈平台，包含台灣、日本、韓國、中國的節目，香港則擺在「聚焦香港」。我主要的工作是參與論壇，由香港藝評人李海燕主持，瑞典藝評人Cecilia DJUREBERG、泰國藝評人Pawit MAHASARINAND與我，共同討論主辦方訂下的題目：亞洲舞蹈新想像（Re-imagine Dance in Asia）。討論的基礎是舞蹈節提供的作品，與會者大多是舞蹈節的受邀對象。

舞蹈節的目標觀眾是誰？我認為是買家。受邀者大多是策展人、製作人，也有少數評論人與編舞家，粗略看以歐洲人為大宗。所有人住同家飯店，早餐包場，不少受邀者趁著早餐談生意。吃完早餐搭交通車看節目，有些地點交通不便，只有晚場的大型節目才有較多本地觀眾。如此一來，演出氣氛仰賴受邀買家期待值的高低，一週下來期待值漸漸下滑，週六早晨的論壇，便成為受邀者情緒釋放的安全閥。「為何看到的節目如此『西方』？為何不運用自己的文化？」，是受邀者最想談（或抱怨）的議題，這議題有個令人困擾的預設：西方中心的「舞蹈」之外，才是亞洲舞蹈的範疇。

每天在交通車與餐桌上，我都會問：「有沒有看到你有興趣的節目？」對方通常會說：「還沒有。」這回應倒是甚麼國籍的人都有。為何興趣缺缺？本次舞蹈節作品與西方現代舞的相似是核心議題。綜合觀察，大多作品著重身體動作，很多動作是可命名的舞蹈技巧，觀看是唯一的核心，少數略有突破的是兩位香港編舞家李偉能的《回聲折疊》（Folding Echoes）與盤彥燊的《看，不見（城市）；》（in,visible (cities);），前者與觀眾對話，質疑表演形式，後者對科技與觀看有提問。此外，日本編舞家木村玲奈（Reina KIMURA）的《生於彼．長於斯》（born somewhere, live somewhere）有大量的生活錄音，是少數思考「聲音」與生活性的編舞者，編舞看得出日常與舞蹈身體的對話。其他作品，除了韓國編舞家金保羅（KIM Boram）的《身體演奏會》（Body Concert）從樂池與觀眾席出發開始跳舞，都與觀眾保持著相當距離。

當純粹「身體」的舞蹈對大多觀看者而言已經發展到高峰，除非技巧、表演性與意義俱足（此中還牽涉到文化、符號的不可轉譯），否則不易吸引以看舞為職業的買家。就我而言，舞者是否將身體動作轉化為自我語彙是個基準點，技巧可以練習，表演卻不只是技巧展示。這意味了編舞者必須對自我與環境有所洞見，讓洞見與舞者產生關係。當然，擺在買賣的脈絡，買家尋求甚麼樣的亞洲身體？亞洲的編舞家，自己又怎麼想？顯然是個大哉問。我們只能在自身的生活處境與文化養成中，追尋舞蹈的線索與意義，舞蹈超乎語言，身體與語言認知的差異，本身就會造就失落的翻譯。觀眾落在理解與感受的縫隙之間，舞作沒有真正客觀標準，連甚麼是表演也沒有正確答案。每種標準與觀看都是文化資本的戰爭，於是尋求絕對的答案或者亞洲想像，便十足危險。

       《妮娜——祭品物質化》（照片拍攝：篠山紀信）                               《禮祭》（照片拍攝：陳長志）

不只西方人才對亞洲舞蹈有想像，有無數異質性的「亞洲」，對彼此也有想像。我看台灣作品，也會看到編舞家對自身文化的想像，例如許程崴的《禮祭》（The Sacrifice of Roaring），使用的廟宇文化、符號以及身體，跟我生活的廟宇文化，其精神性或身體性便大不相同。有人看舞看儀式，有人看精神，有人看熱鬧，想買「外國」節目的，可能想看異國情調。當抽象的文化符號不被閱讀或理解，對異文化的渴求便轉為失落，更容易覺得作品僅是拷貝西方文化。

回到論題，亞洲舞蹈新想像，意味著有舊想像。那麼，新舊之間，誰來想像？目的何在？當生活的質地暫時剝除，只談論舞蹈，抽象化的文化符號與身體便成為憑藉。這其中包含對民族本質性的預設，對東方的浪漫化思考，且牽涉了觀看者的文化連結。我在論壇中以無設限舞團（Noism）的《妮娜——祭品物質化》（NINA - materialize sacrifice）為例，說明自己如何逐步推演這個舞團的「國籍」，從服裝（如同黑幫的西裝）、音樂（特殊的節奏點），從三成把握到九成認為是日本舞團，這是我生活中看電影、日劇、甚至是被好萊塢電影配樂影響的結果。於我，這是個巧妙操作文化想像，讓異國觀眾有所依附的作品。會後我受到了挑戰，對方認為《妮娜》這個作品完全是歐洲產出，其中毫無日本性，對他而言，舞踏⋯⋯等文化因素才是日本。對方無法接受我們理解的日本有巨大差異，到最後，他將結論歸於生物特徵，東方人的身體跳起芭蕾就是不對，西方人的身體跳起舞踏就有問題，因為身形不適合。「你不覺得用生物特徵來規約特定的人，這是很有問題的事情嗎？」我問他，對方因此沈默許久，他承認自己犯了錯，必須重新再思考。

對「本質」的想像，是必須直面的危險。文化是所有政經社會階層的總和與斷裂，生物特徵亦如是。身體與舞蹈的美學，最需要的不是符合標準，而是打破粗淺的想像與規約。為何強調身形與舞種的關聯？當編舞家住在歐洲夠久，其產出的「歐洲化」，難道不也是觀者的文化收編？

回歸「亞洲舞蹈」與「市場」，異國作品的市場空缺，必須符合文化想像，提供超越想像的空間，卻不能直白到失去神祕性，這是亞洲當代舞蹈的困局。我很少看到西方（尤其白人）哲學家或音樂家、編舞家在運用東方哲學或特殊民族身體語彙時，認知其為文化收編。然而，渴望自我定義的亞洲編舞家難有相同優勢。同是身體，兩種（創作）空間，殖民歷史從未遠去。

購買節目不只是市場鬥爭，也是主體性的鬥爭。甚麼是亞洲？怎樣講都不可能完全，我認為該問的是更基本的問題：當代的時間性，如何在具體的生命當中延展折疊？如何能暫時擱置對符號的渴求，而看「進」身體？如何揚棄假美學之名的偏見？

回歸本次舞蹈節，策展上、舞作中，都欠缺對「當代」的提問。亞洲的當代性，以誰為主體？如何區分？所謂東西方的區隔，太過便宜簡單。認知當代的複雜性，尤其舞蹈的在地與全球處境，編舞者與舞者的關係與創作脈絡，甚至是政治經濟的影響，實為必須。拒絕簡單的答案，理解範疇如何劃定與創造，唯有對此清晰，才有可能理解或創造「當代」舞蹈。

藝術的力量來自於跳脫規約的自由，我們迫切需要玩出自由，認知自由當中的權力競爭，包括了政治如何介入與影響舞蹈。只有在亞洲不再是「特殊」範疇，舞蹈能夠創造新的認知時，這個戰場才會有趣。這不只仰賴編舞家或者買家，市場來自於觀眾，只有我們也願意進入彼此創造的關係，演出才有可能。如何創造互為主體的關係？持續對這個世界提問？是否能夠挑戰彼此再多一些？我期待這樣的當代，我期待舞蹈創造未來。

作者簡介：跨媒體創作人和藝評人，台灣表演藝術評論台專案評論人；今年參與由國際演藝評論家協會（香港分會）和城市當代舞蹈節合辦的Chatbox論壇「亞洲舞蹈新想像」，擔任駐節藝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