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於5月20至22日於亞洲協會香港中心舉辦了《製作人網絡會議及論壇》，邀請來自香港、中國內地、澳門、台灣、韓國、泰國、美國、加拿大、芬蘭14位製作人及藝術策劃人聚集在香港，論壇的前兩天共安排了18個小时的密集會議時間，聆聽他們和分享了21位不同地域的與會者的經驗和心得，互相認識，並討論了什麼是創意製作人、 作為獨立製作人該具備什麼條件、製作人如何於新的文化地貌上促進內容及觀眾的發展、製作人在各自的社區與地區間發揮的角色和作用等。第三天是公開論壇，主要總結閉門會議的內容及讓四位講者和公開報名的觀眾分享經驗。

製作人網絡會議，英文是Producer’s Network Meeting and Forum, 在未進入這18小時的場景前，我首先要問一個問題：自什麼時候起香港一直沿用的監製改稱為製作人了？這稱呼的轉變背後意味著什麼？

Darren O’Donnell

在香港，Producer的翻譯為監製，我嘗試將其分為三大類：(一)獨立監製，多數情況其實是Producers-on-demand，即在藝術家有需要時邀請他們協助而擔任這個崗位，負責按藝術家的創作需要，為其製作制訂預算及策劃一切藝術創作以外的事項；(二)藝團監製，他們隸屬於藝術表演團體，在團體內擔當節目統籌的位置，按照藝術總監的季度節目設計，管理節目預算、藝術家聯絡、準備合約與及和該製作有關的所有行政事項；(三)藝術家監製，他們本身是製作的編劇、導演或編舞，為了要呈現他們個人的作品, 自然成為該製作的發起人，他們本身對策劃節目有基本的認知，對其作品有全權的主導權，包括創作人員及演員的選擇等。香港雖然有以監製身份主導整個製作及其藝術取向的情況，但由於案例不多，不成主流，故未將其歸類。

我第一次聽到製作人(Producer)這稱號是2003年的時候由上海話劇藝術中心現任副總經理喻榮軍向我介绍中心的製作人，該藝術中心很早期已經有幾位製作人，主要負責主導性地為中心策劃節目、做預算、找劇本、找導演、找演員；依據中心的藝術方向考慮市場、推廣、觀眾定位等方面並主導著整個製作，在工作職責上，比本地的監製更為主動、擔當的責任及風險亦較大。

香港在還未形成本土主導性監製的大氣候之前，我們便已經要將概念轉化成製作人，這不只是名稱的轉變，而是有行動導向性的概念上的轉變，我認為，這個概念在此時此地注入本土已經晚了，當然這也跟香港的文化政策及架構未能提供支援配套有關，因此正值西九文化區管理局成立後的第七年，這個《製作人網絡會議及論壇》的舉辦，正是時候。Now, we are talking.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的第一個表演藝術場地將於2018年開幕，接下來還有5個場地陸續落成，我們需要大量的藝術活動在這些場地舉行，我察覺主辦方要建立這個網絡平台及要製作人展開對話的迫切性，因為要“充其量”，除了是數量，更重視的是質量。製作人是一個製作或活動裡最不能獨善其身的角色，由製作人的視點出發，期望通過他們能夠打破其所在機構的局限，以西九為基地，帶動香港、中國甚至全球藝術生態的活躍性，是個聰明的舉措。作為全球佔地最大的藝術文化區，有遠大的願景絕不為過。

在點燃香港由較被動式監製轉向更強主導性製作人思維的當下，崔石奎以首爾AsiaNow創意製作人的實戰經驗，帶出了香港一般劇場監製邁向創意演藝策展人的可能性；來自曼谷的鄧富權，提供了一個讓製作人從每天營營役役甚至策劃過度的流程中跳進回歸原本和初衷的喘息空間；當我們一直以直線邏輯式執行監製工作的思維上上落落，我認為Darren O’Donnell最能開發及衝擊我們對藝術形式、活動場景、策劃人及演出者年齡層和藝術活動本身的既定思維；張宏雄則以台灣興建中的四個新演出場館為鏡，要我們做好觀眾拓展和深化的思想準備；在中國打滾十多年的美籍製作人Alison Friedmen，以外國人身份成為中國出色經紀人的例子為我們猶豫怎樣帶藝術家衝出香港的態度打了一支強心針。還有其他不同地區不同範疇的講者，加上各自帶著不同經驗的參與者，在這兩天以或相同或不同的觀點相互碰撞、旁敲側擊，讓亞洲協會一個老房子內形成了一股（頭腦）風暴。

講者及與會者這兩天忙於在討論期間思考如何培養藝術家、急著提出行動計劃和合作建議方案，時間太短，密集式的討論完結後，海外製作人對香港情況有了初步的認知，但未及讓大家更深入了解。各人抱有相同願景不同目標，各自面臨不同的困境與挑戰，需要更多空間相互分享喜與樂，對話剛剛才展開，很多參與者都已蠢蠢欲動，在腦裡構想合作方式，主辦方若能給予多些時間空間作更深入的溝通，相信可獲得更多實質的解決提案。當然，如若能再斟酌講者與參與者的比例，以至參與者的經驗和工作性質，相信會議可達至更高成效。

開放工作室

連續兩晚的開放工作室在香港也是首次，利用晚上時間，並有篩選地安排香港本土有潛力的藝術家與製作人接觸是前瞻性的安排。3分鐘的自我介紹時間急迫，講者經歷一整天的討論到了晚上亦顯疲態，再加上藝術家大都不善長以語言推銷自己及作品，所以特別考藝術家的展示功夫。開放工作室值得繼續做，可以是獨立而有目的性地做，我與其他幾位講者討論後得出的建議是給予最少10分鐘作實地的表演示範，針對性邀請製作人或經紀人，能達成合作關係的效果將會更顯著。

閉門會議結束前，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表演藝術總監茹國烈分享了西九的軟件發展計劃的雛型。嘗試解讀，像是一幅藝術生態藍圖。在這樣的設想下，《製作人網絡會議及論壇》首度在香港舉辦是個成功的開始，也應該繼續舉辦，而且充滿各種可能，例如繼續探討如何利用這塊土地，讓各地區製作人引入藝術家與本土藝術家進行各種形式的工作坊以激發國際性協同作用；搭建藝術家與捐助者近距離接觸的橋樑，從而倡導企業與捐助者資助藝術活動的重要性；提供空間予藝術評論對藝術作品作深入的論述、批評和辯論；以及設計多種與製作人的夥伴計劃形式及有利環境培育更多本土創意製作人及藝術經紀人等等。

隨著香港對製作人的概念轉向、各地區藝術策劃人對話的展開，一個全新的藝術生態正在萌芽。期待這次會議後，能研發及施予滋潤的養分和優良環境，帶動各個地區的優良植物品種在我城這塊土地上開始耕種，讓製作人和藝術家，攜手在這裡放膽嘗試新的品種散播出去，或在這裡植根，使香港成為一片藝術濕地。

閉門會議

作者簡介：曾於香港多個文化藝術團體負責藝術管理及擔任節目監製。現任汕頭大學長江藝術與設計學院副院長及大學藝術節藝術總監，同時為獨立製作人。

照片提供：西九文化區